在AI时代，从心流开始，
让天赋和创造力逐步涌现；
用AI放大天赋创造力。

AI时代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写作、翻译、编程、绘画、设计、搜索、分析和教学，许多过去需要长期训练才能完成的工作，正在被AI迅速改变。知识越来越容易获得，答案越来越容易生成，人的许多脑力工作也可以交给AI协助。

这使教育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根本问题：

当工具越来越强，我们究竟还要帮助一个人学会什么？

知识、考试、学历和职业技能仍然重要。它们帮助许多人打开机会，也曾切实帮助了我的成长。但二十多年的教育实践使我逐渐看见，好的知识、课程、方法和平台，并不能自动带来一个人的真正成长。

AI可以提供信息、方法和建议，却不能替一个人拥有生命的能量，不能替他作出最后的选择，更不能替他承担选择带来的结果。

工具越强，人越需要知道自己珍惜什么，愿意把生命投入到哪里；越需要保持好奇、热情、专注和行动的力量，也越需要判断方向、调节节奏，并与他人和真实世界建立连接。

后来，我逐渐形成一个认识：

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成长。

知识增长、能力提升和进入更好的教育平台，都是生命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能代替生命成长本身。AI越能协助知识学习和技能运用，教育越需要重新看见使用这些知识和工具的人。

在长期的生命体验和教育实践中，我逐渐看见，生命成长有两个彼此不能分开的方面：生命力与智慧。

生命力使人有能量学习、行动、探索、创造和承担。智慧则不只是为这份力量提供方向和方法。它帮助人认识自己、看清现实、承认认知边界，辨别什么真正值得追求；也帮助人在复杂关系和不确定处境中，兼顾自己与他人、眼前需要与长远影响，作出相对合宜的选择。

没有生命力，许多理解容易停留在头脑里，难以成为行动；没有智慧，旺盛的生命力也可能变成冲动、蛮力、焦虑和执念，在不适合的目标上不断消耗。

智慧也不只是约束生命力。它能够帮助人放下无谓的争逐，减少内耗，发现真正的热爱和意义，使生命力得到保护、恢复，并获得新的滋养。

生命力使人进入真实世界，在行动、关系和困难中获得经验；经验经过学习、反思和辨别，又逐渐生长为智慧。智慧反过来引导、调节并滋养生命力。二者彼此促进，也彼此校正。

这个判断并不是我先从书本上得到的。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十岁开始习武以后，身体逐渐强健，原来被压住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行动力也慢慢打开。后来，阅读、学习、师长和同伴又不断改变我看待世界和作出选择的方式。

成年以后，我经历科研、产品开发、创业、疾病、运动康复和长期太极内功实践，也在二十多年的青少年培养中反复观察人的成长与失衡。这些经历逐渐汇成了本书的一条主线：生命力与智慧怎样彼此滋养，使一个生命在平衡、突破与新平衡之间不断成长，走向更宽广、更有意义的人生。

这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理论，也不是一个漂亮公式。它更像是我从真实生命经验、长期教育实践和持续反思中，逐渐辨认出来的一条线索。

这本书不是我的个人传记。

我会写自己的经历，因为许多重要认识，最初就生长在身体变化、人物关系、困难、选择、失败和重新出发之中。但这些经历不是为了证明一个人怎样成功，而是希望从中梳理出对更多人可能有参考价值的成长路径。

这本书也不是一本普通的教育理论书。

我会借鉴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教育学，以及古今中外关于生命和智慧的思考。但理论只作为旁证，帮助理解经验，不能压住真实生命，也不能把个人经历轻易写成普遍规律。

其中有些判断已有研究可以互相印证，有些来自长期教学观察，也有些仍然只是需要继续验证的假设。我会尽量把这些边界说清楚。

生命成长不是一次突破以后便一劳永逸。它更像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消耗以后需要补给，失衡以后需要恢复；旧的平衡被新的目标打破，又需要长出更充足的生命力和更成熟、更合宜的智慧，形成新的平衡。

我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也能慢慢回到自己的生命：

什么正在消耗我，什么真正滋养我？
我是否还有好奇心、热情和行动的力量？
我真正珍惜什么，愿意把生命投入到哪里？
我怎样在成长自己的同时，也帮助别人更好地成长？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方向。

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最终答案。生命本身比任何理论都复杂，人的成长也远比任何模型丰富。

我只是愿意把自己真实经历过、长期观察过、反复实践过，并且仍在继续探索的东西，认真整理出来。

因为我越来越相信，AI越强，人越需要回到生命成长本身。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心。

学生越多，平均学习完成率却越低

2004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上海创办优盟教育。

那时，我从信息技术领域转入教育，最初的想法很朴素：把好的老师、好的课程和好的学习方法，通过互联网带给更多学生。

我们主要面向高中生，尤其是高三学生，做在线教育和高考辅导。团队邀请上海优秀的特级教师，反复设计课程，希望帮助学生在有限时间里提高学习效率，进入自己向往的大学。

第一年，学生只有几十人。第二年，靠口碑逐渐扩大。到了第三年，平台注册学习的学生已经大幅增加，远远超过我们最初的预期。

那段经历让我亲眼看见，知识传授型教育有真实而重要的价值。

尤其是那些自觉性强、基础较好、内在动力也比较足的学生，一旦获得合适的课程和方法，进步十分明显。许多学生进入了自己向往的大学，他们的变化也给了我们很大信心。

我们一度很自然地认为，只要把课程做得更好，把老师请得更好，把平台做得更方便，教育问题就能一步步得到解决。

可是，随着学生人数快速增加，后台数据中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报名学习的人越来越多，真正把课程持续学完的人却在减少。

这个结果和我们的预想完全不同。

课程明明由很好的老师讲授，内容也经过认真设计，为什么很多学生打开几次以后，便慢慢停了下来？

我们先以为是产品问题

最初，我们把原因归结为平台和产品设计。

也许课程单元太长，学生难以坚持；也许互动不够，学习过程太孤单；也许缺少阶段反馈，学生感受不到进步。

团队投入很多精力，把课程切成更小的单元，增加阶段测试、积分、提醒和互动，也不断改进页面和学习流程。

有些办法短期内确实带来了一点变化，但总体完成率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改善。

这让我逐渐不安起来。

我们已经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教师、内容、方法和平台上。假如这些都在不断改善，为什么同样的课程到了不同学生那里，结果仍然如此不同？

几年以后，全球开放在线课程迅速兴起。世界一流大学、知名教授和免费课程吸引了大量学习者，真正完成课程的人仍然只占很小部分。

原来，这并不只是我们一家机构的产品问题。

好内容能够提供机会，却不能保证一个人真的开始；开始了，也不能保证他能够持续。

同样的课程，为什么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开始重新观察那些真正从课程中获益的学生。

他们当然不完全相同，但往往有一些共同之处：能够较快进入学习状态，注意力相对稳定，遇到困难愿意继续尝试，也比较能够安排自己的时间。

课程对他们像一块踏板。只要找到合适的入口，他们便能借力往前走。

另一些学生并不是不知道课程重要，也不是完全没有愿望。

有的人打开课程以前已经十分疲惫；有的人长期焦虑，坐下来以后脑子仍然被考试、排名和自我怀疑占满；有的人计划很多，却总是迟迟难以开始；还有的人勉强坚持几天，一遇到挫折便迅速失去信心。

从平台后台看，他们只是“没有完成课程”。

可当我把目光从数据移到一个个具体学生身上时，才逐渐看见：没有完成的背后，可能是身体没有能量，情绪难以稳定，注意力无法持续，也可能是长期失败以后形成的无力感。

这不是一句“懒惰”或“不自律”就能够解释的。

有时，不是他们不想学，而是当时的生命状态已经难以支撑持续学习。

课程之外，还有一个完整的生命

这个认识使我开始反思，我们过去究竟把什么称为教育。

在线课程最容易测量的是观看时长、做题数量和考试成绩。学校教育也习惯关注知识、作业、排名和升学。

这些当然重要，却只呈现了成长的一部分。

一个学生走进课堂时，并不是只有大脑走了进来。

他的身体是否疲惫，情绪是否紧张，家庭关系是否让他安心，过去的成功或失败怎样影响他看待自己，好奇心是否还在，都会进入学习过程。

如果一个孩子已经长期紧绷，缺少生长的力量，再好的知识也未必能真正进入他的生命。

后来我越来越不满足于单纯传授知识和技能，并不是因为知识不重要，而是因为我逐渐看见：知识只有在一个生命愿意学习、能够承受、可以持续，也逐渐知道方向时，才会真正转化为能力。

在创新人才培养中再次看见

后来，我们把更多精力转向青少年创新人才培养。

在探究性课题、实验、采访、写作和团队合作中，我又一次次看见生命状态带来的差异。

有些孩子一遇到真实问题，眼睛就亮起来。他会主动查资料，反复试验，追着老师和同伴讨论。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反而会激起他继续探究的兴趣。

也有一些孩子刚开始同样兴奋，想法也不少。可过了一段时间，学业压力、家庭期待、同伴比较和身体疲惫一起压上来，原来的热情很快弱下去。

表面上看，是项目没有完成、计划没有执行；再往深处看，是一个生命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持续的探索。

这使我们逐渐明白，培养创造力也不能只教方法。

当一个孩子的生命状态比较充盈，方法和资源才容易被真正使用；当他长期透支，更多要求有时只会成为新的负担。

教育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生命

这些经历慢慢改变了我对教育的理解。

教育面对的不是一个等待装入知识的容器，也不是一台只要输入课程就会稳定产出成绩的机器。

它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具体而完整的生命。

这个生命有自己的身体条件、情绪经验、家庭环境、成长节奏、天赋倾向和内在愿望。知识、课程、考试和平台，只有进入这个完整生命以后，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是我后来逐渐形成的一个根本认识：

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成长。

生命成长当然包含知识增长和能力提升，也包含身体、情绪、注意力、自我认识、关系、判断和创造力的变化。

一个人真正成长起来，不只是知道得更多，也会逐渐有力量行动，能够在挫折后恢复；不只是完成外部要求，也会形成自己的兴趣、方向和责任。

生命力与智慧：第一轮认识

在长期实践中，我逐渐把人的成长理解为两个彼此不能分开的方面：生命力与智慧。

生命力是成长的能量基础。一个人需要有足够的身体和心理能量，才能持续学习、探索、创造和承担。

智慧则关系到这份力量怎样被使用。它不只是知识更多、思维更快，也不只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包括认识自己、理解现实、承认认知边界，辨别什么值得追求，并在自己、他人与更大环境之间，在眼前需要与长远发展之间，作出相对合宜的判断。

智慧还帮助人调节欲望、情绪和执念。它使人逐渐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坚持，什么时候应该改变方法；什么时候可以奋力突破，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恢复；哪些目标值得长期投入，哪些追逐只会带来无谓消耗。

因此，智慧不仅为生命力提供方向，也在保护和滋养生命力。一个人看得更清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道路，建立更真实的关系，并感受到行动的意义，他的生命力也更容易得到恢复和增长。

没有生命力，智慧容易停留在理解中；没有智慧，生命力容易失去方向，甚至在不适合的目标上不断透支。教育既要帮助一个生命获得成长的能量，也要帮助他逐渐学会认识、辨别、选择、调节和承担。

这意味着，教育既不能只增加知识，也不能只强调努力。

它既要保护和激发生命力，也要帮助人发展智慧：认识自己，理解现实，辨别价值，在复杂处境中作出相对合宜的选择，并根据行动结果继续学习和修正。

这一认识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完成的。优盟在线教育遇到的课程完成率挑战，只是一个重要起点。后来，我自己的疾病与恢复、长期太极内功实践，以及二十多年青少年培养中的观察，又不断修正和深化了它。

从自己的生命开始追寻

当我开始追问教育为什么不能只依靠好课程时，也逐渐回望自己的成长。

我为什么曾经是一个体弱、腼腆、容易退缩的孩子？习武以后，为什么身体、同伴关系、学习热情和自信会接连发生变化？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能够打开好奇心，又为什么在缺少智慧引导时，也可能走向执念和失衡？

这些问题后来成为我探究生命成长的重要源头。

教育实践让我提出了问题。

而许多答案的最早线索，其实早已埋在我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经历里。

身体先告诉我什么是“弱”

现在回头看，我对生命力最早的体会，并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自己的身体。

我出生时是早产，身体底子一直比较弱。小时候经常生病，细胳膊细腿，身体单薄。有一段时间咳嗽持续了很久，大人说是百日咳，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

生病时，白天身体难受，晚上还常常做噩梦。

梦里总有一种恶魔在后面追赶、缠绕我。我拼命飞、拼命逃，它一直追；追上以后，又把我缠住。我挣扎着逃开，过一会儿，它又追上来，总是纠缠不止。

每次生病，这个梦几乎都会出现。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折磨。

不过，在上学以前，我对童年的总体感受并不只是痛苦。

家里是温暖的

我生活在一个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家庭里。

父母、外婆、外公和亲友们都很疼爱我。生病时，我常常得到更多照顾。母亲喜欢读书，也喜欢给我讲故事。小时候，我常常依偎在母亲怀里，听她唱儿歌、讲故事，看她给我翻连环画。

外婆也特别疼爱我。那时物资匮乏，有什么好吃的，她总会优先留给我。

身体弱给我带来不少病痛，但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周围人的关爱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这些痛苦。

在那里，我是被保护、被接纳、被疼爱的。

所以，虽然身体很弱，我感受到的世界仍然是温暖的。

真正的变化，是从上学以后开始的。

总是最后被挑中的孩子

学校和家庭不一样。

家庭更多按照爱和亲情运行，学校却像一个小社会。孩子们一起学习，也一起玩耍、比较和竞争。身体强弱、性格强弱、成绩好坏、是否受欢迎，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我进入小学以后，身体弱带来的问题一下子暴露了。

课间和放学后，孩子们常常在外面玩各种游戏。很多游戏都带有身体对抗，需要跑、跳、推、拉，也需要一点勇气和力量。

分组玩游戏时，大家总愿意先挑身体强壮、跑得快、反应灵敏的同学。

我知道自己身体弱，不可能被优先挑选，就站在旁边等。

等到最后，常常只剩下我和另一个身体也很弱的同学。两边都不太愿意要我们，怕我们拖累他们。

最后，我们两个只能到一边自己玩。

今天看起来，这也许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可对当时的我，影响很深。

一个孩子被同伴嫌弃时，未必能说清楚那是什么感觉，但身体会记住，心也会记住。

那不只是一次游戏分组时被拒绝。反复被留到最后，让我逐渐觉得，自己在同伴的世界里是弱小的，是不被需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运动场上的羞愧

体育课和运动会带来的感受也差不多。

小学一年级时，运动会要求每个人都报名一个项目。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项目能够胜任。

同学帮我报了跳绳。我回家试了试，发现一个也跳不好。

到了比赛那天，我害怕在大家面前出丑，就悄悄离开了比赛场。

二年级运动会时，我报名了100米。

我的想法很简单：100米总能跑完，不至于坚持不下来。

比赛那天，我站在起跑线上，也想拼一下。

发令枪一响，我竭尽全力往前跑，可还是眼睁睁看着其他同学一个个像一阵风一样超过我，跑到前面去了。

最后，我成了倒数第一。

冲过终点时，我没有因为自己跑完而感到轻松，反而特别想找一道地缝钻进去。

那是一种很强烈的羞愧。并不是因为没有拿到名次，而是觉得，为什么倒数第一总是落在自己头上。

人在很小的时候，并不只是通过别人说了什么来认识自己，也会通过同伴的眼神、游戏中的位置和竞争中的结果来认识自己。

一次次被留到最后，一次次跑在最后，一次次感到自己不如别人，心里慢慢会留下一个判断：我是弱的，我是不行的。

被按在地上以后

身体弱，还会带来另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容易被欺负。

小学二年级时，因为一点小事，我和一位同学发生争吵。没想到，他找来了一个年龄比我们大一点、身体也强壮很多的伙伴。

那个人上来以后，几乎没有多说什么，就把我摔倒在地，用身体压住我，然后用拳头打我。

我本能地想爬起来，可被他压着，几次挣扎都起不来。

身体当然很痛。

但那一刻更强烈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屈辱。

我被按在地上，无法反抗，也无法摆脱。那种感觉里，有无力，有羞辱，也有愤怒。

后来我常常去看望启蒙老师、一年级班主任黄老师。她对我说，那时的我比较腼腆，容易受强势同学欺负。被欺负以后，老师问起来，我也只是委屈地撇撇嘴，不诉苦，也不告状。

现在想来，并不是我不委屈，而是当时的我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处境。

身体长期处在劣势中，也在一点点改变我的性格。

我变得更加腼腆，更容易退缩，也更少主动表达自己。

世界怎样一点点变窄

这就是生命力不足，怎样使一个人的世界逐渐变窄。

不是世界本身变小了，而是一个孩子能够参与、能够进入的世界变小了。

别人能玩的游戏，我不敢玩；别人能参加的比赛，我害怕参加；别人能够自然融入的群体，我常常站在边缘；遇到身体冲突，我也没有力量保护自己。

久而久之，很多生命的触角还没有真正伸出去，就已经缩了回来。

上学以前，我在家庭里感受到很多爱。上学以后，进入更大的环境，身体弱带来的连锁反应逐渐显现。

身体上的虚弱，使我在同伴竞争和身体冲突中缺少安全感；这些经历又进一步影响了归属感、自信和表达自我的勇气。

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并不是分开的。身体、情绪、关系和自我认知，常常交织在一起。

有些孩子的退缩，看起来像是性格问题，背后却可能有长期积累的身体体验和关系体验。

当一个孩子一次次发现自己跑不过别人、争不过别人，也保护不了自己时，他很容易把外部处境变成对自己的判断：我本来就不行，我最好少表达、少冲突、少让别人看见我。

不是不想成长

后来从事教育工作以后，我常常重新想起这些童年经历。

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在课堂上沉默，在团队合作中退缩，在挑战面前说“我不行”，我不会轻易认定他没有上进心。

因为我知道，一个孩子说“我不行”的背后，可能有很多过往经验。

他可能在一次次比较中真的感到自己不如别人，也可能在身体、情绪、关系和学习压力中积累了太多无力感。

生命力不足时，一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愿望。

相反，他可能也渴望被看见，渴望被接纳，渴望变强，渴望做成一些事情。

只是这些愿望，被身体的疲弱、情绪的紧张、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怀疑压住了。

所以，教育不能只是要求一个孩子“你要努力”“你要自信”“你要勇敢”。

如果他的生命基础太弱，这些要求反而可能变成新的压力。

真正有效的帮助，往往要回到更基础的层面：让身体逐渐有力量，让他在关系中感到安全，也让他在一次次真实的小成功中重新体验到“我可以”。

爱为我保留了生长的可能

当然，我的童年并不只有病弱和痛苦。

家庭的爱、老师的关心和阅读的启蒙，一直在保护我。

班主任黄老师对每一位同学都很关爱。她不因为孩子身心的强弱、家庭条件和成绩高低而区别对待学生。

我在一年级时虽然腼腆、怯懦，但学习还可以，也被评为三好学生。

后来回想起来，我有时会自嘲：那时我也许只有一“好”——是个老好人，逆来顺受。

家人的爱和老师的善意，让我没有完全陷入自卑和封闭。

这也让我后来逐渐明白，生命成长从来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一个孩子即使身体弱，如果周围还有足够的爱、理解和支持，他对世界的基本信任仍然可能被保留下来。

我的童年正是这样。

一方面，身体弱带来很多限制；另一方面，家人的爱和老师的善意，又为我保留了继续生长的可能。

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转折才有可能发生。

父亲没有只对我讲道理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长期和学生打交道。

他大概已经看到，我的身体太弱，不只是健康问题，也开始影响性格、自信和同伴关系。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可能会越来越退缩，越来越缺少力量。

那一年，县里要办中小学生武术集训。父亲知道以后，帮我争取了一个参加的机会。

他没有对我讲很多大道理，也没有只是要求我勇敢一点、坚强一点。

他选择了一个很具体的办法：让我去练武，让身体先强起来。

今天回头看，父亲的这个安排包含着朴素而具体的智慧。

父亲当时也许没有使用“生命力”这个词，却看见了问题的根源并不只在性格。他没有试图只靠语言要求一个身体虚弱、缺少自信的孩子变得勇敢。

他先从身体入手，让我通过真实训练获得力量，再从新的身体经验中慢慢改变与自己、与同伴和与世界的关系。

这成为我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

在那以前，世界对我来说有不少地方是关着的。运动场、游戏场、同伴竞争、身体冲突、公开比赛，很多场景都让我感到羞愧、害怕或者退缩。

十岁以后，习武开始把这些门一扇扇打开。

但在描写习武带来的变化以前，我想先停在这里。

因为只有看见一个生命在弱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才更容易理解，后来当生命力逐渐恢复时，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大的变化。

生命力不足，会使一个人能够参与、能够承受、也敢于进入的世界逐渐变窄。

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话，而是一个孩子每天在身体、关系和内心经历的现实。

而我后来关于生命成长的探索，正是从这些早年的生命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身体先告诉我什么是“弱”

现在回头看，我对生命力最早的体会，并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自己的身体。

我出生时是早产，身体底子一直比较弱。小时候经常生病，细胳膊细腿，身体单薄。有一段时间咳嗽持续了很久，大人说是百日咳，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

生病时，白天身体难受，晚上还常常做噩梦。

梦里总有一种恶魔在后面追赶、缠绕我。我拼命飞、拼命逃，它一直追；追上以后，又把我缠住。我挣扎着逃开，过一会儿，它又追上来，总是纠缠不止。

每次生病，这个梦几乎都会出现。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折磨。

不过，在上学以前，我对童年的总体感受并不只是痛苦。

家里的是温暖的

我生活在一个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家庭里。

父母、外婆、外公和亲友们都很疼爱我。生病时，我常常得到更多照顾。母亲喜欢读书，也喜欢给我讲故事。小时候，我常常依偎在母亲怀里，听她唱儿歌、讲故事，看她给我讲连环画。

外婆也特别疼爱我。那时物资匮乏，有什么好吃的，她总会优先留给我。

身体弱给我带来不少病痛，但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周围人的关爱在很大程度上缓冲了这些痛苦。

在那里，我是被保护、被接纳、被疼爱的。

所以，虽然身体很弱，我感受到的世界仍然是温暖的。

真正的变化，是从上学以后开始的。

总是最后被挑中的孩子

学校和家庭不一样。

家庭更多按照爱和亲情运行，学校却像一个小社会。孩子们一起学习，也一起玩耍、比较和竞争。身体强弱、性格强弱、成绩好坏、是否受欢迎，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我进入小学以后，身体弱带来的问题一下子暴露了。

课间和放学后，孩子们常常在外面玩各种游戏。很多游戏都带有身体对抗，需要跑、跳、推、拉，也需要一点勇气和力量。

分组玩游戏时，大家总愿意先挑身体强壮、跑得快、反应灵活的同学。

我知道自己身体弱，不可能被优先挑选，就站在旁边等。

等到最后，常常只剩下我和另一个身体也很弱的同学。两边都不太愿意要我们，怕我们拖累他们。

最后，我们两个只能到一边自己玩。

今天看起来，这也许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可对当时的我，影响很深。

一个孩子被同伴嫌弃时，未必能说清楚那是什么感觉，但身体会记住，心也会记住。

那不只是一次游戏分组时被拒绝。反复被留到最后，让我逐渐觉得，自己在同伴的世界里是弱小的，是不被需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运动场上的羞愧

体育课和运动会带来的感受也差不多。

小学一年级时，运动会要求每个人都报名一个项目。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项目能够胜任。

同学帮我报了跳绳。我回家试了试，发现一个也跳不好。

到了比赛那天，我害怕在大家面前出丑，就悄悄离开了比赛场。

二年级运动会时，我报名了100米。

我的想法很简单：100米总能跑完，不至于坚持不下来。

比赛那天，我站在起跑线上，也想拼一下。

发令枪一响，我竭尽全力往前跑，可还是眼睁睁看着其他同学一个个像一阵风一样超过我，跑到前面去了。

最后，我成了倒数第一。

冲过终点时，我没有因为自己跑完而感到轻松，反而特别想找一道地缝钻进去。

那是一种很强烈的羞愧。并不是因为没有拿到名次，而是觉得，为什么倒数第一总是落在自己头上。

人在很小的时候，并不只是通过别人说了什么来认识自己，也会通过同伴的眼神、游戏中的位置和竞争中的结果来认识自己。

一次次被留到最后，一次次跑在最后，一次次感到自己不如别人，心里慢慢会留下一个判断：我是弱的，我是不行的。

被按在地上以后

身体弱，还会带来另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容易被欺负。

小学二年级时，因为一点小事，我和一位同学发生争吵。没想到，他找来了一个年龄比我们大一点、身体也强壮很多的伙伴。

那个人上来以后，几乎没有多说什么，就把我摔倒在地，用身体压住我，然后用拳头打我。

我本能地想爬起来，可被他压着，几次挣扎都起不来。

身体当然很痛。

但那一刻更强烈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屈辱。

我被按在地上，无法反抗，也无法摆脱。那种感觉里，有无力，有羞辱，也有愤怒。

后来我常常去看望启蒙老师、一年级班主任黄老师。她对我说，那时的我比较腼腆，容易受强势同学欺负。被欺负以后，老师问起来，我也只是委屈地撇撇嘴，不诉苦，也不告状。

现在想来，并不是我不委屈，而是当时的我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处境。

身体长期处在弱势中，也在一点点改变我的性格。

我变得更加腼腆，更容易退缩，也更少主动表达自己。

世界怎样一点点变窄

这就是生命力不足怎样使一个人的世界逐渐变窄。

不是世界本身变小了，而是一个孩子能够参与、能够进入的世界变小了。

别人能玩的游戏，我不敢玩；别人能参加的比赛，我害怕参加；别人能够自然融入的群体，我常常站在边缘；遇到身体冲突，我也没有力量保护自己。

久而久之，很多生命的触角还没有真正伸出去，就已经缩了回来。

上学以前，我在家庭里感受到很多爱。上学以后，进入更大的环境，身体弱带来的连锁反应逐渐显现。

身体上的虚弱，使我在同伴竞争和身体冲突中缺少安全感；这些经历又进一步影响了归属感、自信和表达自己的勇气。

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并不是分开的。身体、情绪、关系和自我认识，常常交织在一起。

有些孩子的退缩，看起来像是性格问题，背后却可能有长期积累的身体经验和关系经验。

当一个孩子一次次发现自己跑不过别人、争不过别人，也保护不了自己时，他很容易把外部处境变成对自己的判断：我本来就不行，我最好少表达、少冲突、少让别人看见我。

不是不想成长

后来从事教育以后，我常常重新想起这些童年经历。

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在课堂上沉默，在团队合作中退缩，在挑战面前说“我不行”，我不会轻易认定他没有上进心。

因为我知道，一个孩子说“我不行”的背后，可能有很多过往经验。

他可能在一次次比较中真的感到自己不如别人，也可能在身体、情绪、关系和学习压力中积累了太多无力感。

生命力不足时，一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愿望。

相反，他可能也渴望被看见，渴望被接纳，渴望变强，渴望做成一些事情。

只是这些愿望，被身体的疲弱、情绪的紧张、安全感的缺失和自我怀疑压住了。

所以，教育不能只是要求一个孩子“你要努力”“你要自信”“你要勇敢”。

如果他的生命基础太弱，这些要求反而可能变成新的压力。

真正有效的帮助，往往要回到更基础的层面：让身体逐渐有力量，让他在关系中感到安全，也让他在一次次真实的小成功中重新体验到“我可以”。

爱为我保留了生长的可能

当然，我的童年并不只有弱和痛苦。

家庭的爱、老师的关心和阅读的启蒙，一直在保护我。

班主任黄老师对每一位同学都很关爱。她不因为孩子的强弱、家庭条件和成绩高低而区别对待学生。

我在一年级时虽然腼腆、怯弱，但学习还可以，也被评为三好学生。

后来回想起来，我有时会自嘲：那时我也许只有一“好”——是个老好人，逆来顺受。

家人的爱和老师的善意，让我没有完全陷入自卑和封闭。

这也让我后来逐渐明白，生命成长从来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一个孩子即使身体弱，如果周围还有足够的爱、理解和支持，他对世界的基本信任仍然可能被保留下来。

我的童年正是这样。

一方面，身体弱带来很多限制；另一方面，家人的爱和老师的善意，又为我保留了继续生长的可能。

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转折才有可能发生。

父亲没有只对我讲道理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长期和学生打交道。

他大概已经看到，我的身体太弱，不只是健康问题，也开始影响性格、自信和同伴关系。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可能会越来越退缩，越来越缺少力量。

那一年，县里要办中小学生武术集训。父亲知道以后，帮我争取了一个参加的机会。

他没有对我讲很多大道理，也没有只是要求我勇敢一点、坚强一点。

他选择了一个很具体的办法：让我去练武，让身体先强起来。

今天回头看，父亲的这个安排包含着朴素而具体的智慧。

父亲当时也许没有使用“生命力”这个词，却看见了问题的根并不只在性格。他没有试图只靠语言要求一个身体虚弱、缺少自信的孩子变得勇敢。

他先从身体入手，让我通过真实训练获得力量，再从新的身体经验中慢慢改变与自己、与同伴和与世界的关系。

这成为我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

在那以前，世界对我来说有不少地方是关着的。运动场、游戏场、同伴竞争、身体冲突、公开比赛，很多场景都让我感到羞愧、害怕或者退缩。

十岁以后，习武开始把这些门一扇扇打开。

但在写习武带来的变化以前，我想先停在这里。

因为只有看见一个生命在弱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才更容易理解，后来当生命力逐渐恢复时，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大的变化。

生命力不足，会使一个人能够参与、能够承受、也敢于进入的世界逐渐变窄。

这不是一句抽象的话，而是一个孩子每天在身体、关系和内心中经历的现实。

而我后来关于生命成长的探索，正是从这些很早的生命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父亲把我送进武术集训营

父亲在乡镇中学做校长，十分热爱教育，也深受学生爱戴。

我的身体状况和在学校里的艰难处境，他一直看在眼里。

三年级暑假前夕，他告诉我：

“县里办了个武术集训营，我帮你报了名。”

一个连跑步都倒数第一的孩子，竟然要去练武术。

我内心深处一直渴望摆脱体弱多病、常常受欺负的处境。现在，父亲真的替我打开了一条新的路。

后来回头看，父亲当时的选择很有智慧。他没有只是要求我勇敢、自信、坚强，而是让我先从身体开始改变。

不过，那时的我当然没有这些认识。

我只是走进了那个炎热的暑假，开始了从未经历过的训练。

疼痛、汗水和一遍遍重复

清晨的压腿，是每天的第一道难关。

一位带队体育老师压住我的一条腿，还有一位老师把我的另一条腿的脚尖一点点扳向额头。腿被一点点压下去时，筋拉得生疼，让人忍不住叫出声来。

我死死咬住嘴唇，心里想着那时男孩子常听到的一句话：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在内心深处，我想的是不要再做那个被人按在地上打、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

压腿以后，是扎马步、冲拳，以及一遍又一遍的基本功训练。

烈日下，汗水很快湿透衣服；晒干以后，衣服上留下一层白色的汗碱。接着又被汗水湿透，再晒干。

这些训练单调、枯燥，也很辛苦。

但变化就在这样的重复中一点点发生。

我开始能够把动作做得更稳，腿抬得更高，拳打得更有力量。后来，我能完整打完一套少年拳，也开始学习刀、枪、剑、棍。

随着身体逐渐有力量，一种向往文武双全、仗剑走天涯的少年侠气，也在我心里慢慢升腾起来。

练武不再只是为了少生病、少受欺负。

我开始真正喜欢上了它。

鞋底上的两个洞

那个盛夏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我一直记得的小事。

雨后走在路上，我感觉鞋里进了水。

脱下鞋，拿出鞋垫一看，两只鞋的后跟竟然都磨穿了，各有一个透亮的洞。

我看着那两个透亮的洞，忍不住笑了。那时只是觉得新鲜、得意：一个暑假的训练，居然把两只鞋都磨穿了。

多年以后回头看，那两个洞像是集训留给我的两枚小小纪念章，记录着我确实坚持做完了一件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

鞋底磨穿了，身体却正在一点点强起来。

“病秧子”成为小教练

按县教育部门的安排，参加暑期武术集训的同学，回到各自学校后，要承担武术小教练的职责。

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一次出乎意料的身份变化。

几个月前，游戏分组时我还常常被留到最后，百米比赛也跑在最后。现在，却要站到同学们前面，教大家压腿、冲拳和练习套路。

集训时那些小教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不仅拳练得好，有的还知识丰富、谈吐有风度，让人佩服。

看着他们，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那样的人，不只是会打几套拳，而是整个人有精神、有力量，还能帮助别人。

从那以后，我每天闻鸡起舞，乐此不疲地练拳习武，也充满热情地教小伙伴们。

做小教练以后，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了。

动作做得不准，就没有办法示范；自己练得不熟，也很难纠正别人。为了当好这个小教练，我比集训时更加主动地练习。

练武、教拳、再回过头来练得更好，这几个过程开始相互推动。

以前没人要我，现在有人喊我过去

仅仅一个学期，我的身体状况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经常出现的病痛大大减少，体能也增强了很多。体育课上，跑步、跳远等项目成绩逐渐进入同学中的前列。

有一次，同学们正在踢足球。

我刚走到旁边，就有同学喊：

“你快来我们这边。”

听见这句话时，我心里一下子热了起来。

过去分组玩游戏时，我常常是被两边都嫌弃的“病秧子”。现在，我却成了双方都愿意争取的队员。

变化不仅发生在体育课和游戏场上。

那个曾经在百米比赛中跑在最后、羞愧得想找地缝钻进去的孩子，后来站在全校师生面前，带领武术队演练长拳和刀、枪、棍、剑。

身体强起来以后，我进入同伴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

那个曾经总是站在边缘的孩子，开始走到人群中间。

被需要、能够帮助别人，使我的信心和热情进一步增长出来。

明月与篝火

1977年春，乡教育部门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几名武术骨干，组成“武术巡回指导团”。

我们在体育老师带领下，到乡里各所中小学指导武术队。

有一次，我们要去一所坐落在崇山峻岭中的小学。

十几里的山路，需要跋山涉水。我背着行囊，和几个伙伴一路欢歌笑语，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放在几年前，这么远的山路对我也许是一种负担。那一次，我却和伙伴们一路说笑，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白天，我们给山里的孩子们示范动作，纠正步法和拳法。

做示范时，我看见他们专注地望着我们。那种信任和认真，让我感受到做“小教练”的价值。

真正让我多年以后仍然难以忘怀的，是那个夜晚。

一位当地的小学员热情地拉着我们几个小教练，跑到野外的山地里。

我们拾来干枯的树枝和树叶，点起篝火。火光噼啪作响，映在少年们的脸上。

小同学像献宝一样，从自家的地里挖出带泥的花生和红薯，放到火堆里烤。

不一会儿，花生和红薯的香气散开了。深山里小伙伴的淳朴、好客和热情，也伴着清风和月光，留在了那个夜晚。

围坐在篝火旁，吃着刚刚烤熟的花生和红薯，我感到十分开心。

许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那堆篝火，记得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花生和红薯，也记得山里孩子看着我们练拳时认真的眼神。

那个过去常常站在一旁看别人游戏的孩子，已经能够和伙伴们走进深山，把自己刚刚学会的东西教给另外一群孩子。

生命力恢复以后，路开始变宽

从暑期集训到成为武术小教练，我最先感受到的是身体的变化。

病痛减少了，体力增强了，跑跳和运动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畏惧。

但变化并不只发生在身体上。

当我能够参加游戏、站在同学面前教拳，并和伙伴们走进深山指导其他孩子时，原来对我关闭的世界，开始一处一处打开。

运动场向我打开了，同伴群体向我打开了，公开表达和帮助别人的机会也向我打开了。

现在回头看，我才逐渐意识到，父亲当年让我练武，改变的并不只是体质。身体逐渐强健以后，我敢于参与生活，也开始能够与人交往、表达自己、帮助别人并承担事情。生命力就是在这些彼此关联的变化中一点点恢复起来的。

当然，这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次真实变化。每个孩子的身体、家庭和成长环境不同，练武不会让所有人发生同样的改变。但这段经历使我很早就切身体会到：人的生命状态并非完全固定。合适的运动、真实的热爱、师长的支持、同伴的接纳和自己的持续投入，可能共同改变一个孩子与自己、与他人和与世界的关系。

那双鞋的鞋底磨穿了。

而我脚下的路，开始变宽了。

身体有了使不完的劲

随着武术训练逐渐深入，我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生命状态。

过去，我经常生病，精力不足。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做，身体已经先拖住了我。现在，浑身上下像是有了使不完的劲。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做作业。

以前写作业常常断断续续，身体提不起劲，脑子也不太灵光。几个小时折腾下来，明明想快一点完成，却总有些有心无力。

现在不一样了。

放学回家，把书包一放，我很快就能进入状态。做完一道，再做一道，像玩过关游戏一样，不知不觉就完成了。

作业做得快，时间一下子多了出来。

我便跑出去找小伙伴们玩。操场、院子、路边、田野，都可以成为游戏场。我们追逐、打球、练武、爬树，常常玩到天色暗下来，大人喊吃饭，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身体里的劲充分释放以后，我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相反，大脑似乎变得更加“饥渴”。

饥不择食

那是一种对未知的好奇，也是对知识的渴求。

1976到1977年前后，正值“文化大革命”末期。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那时在乡镇找一本书有多难。

没有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更没有今天的网络。一个孩子想读书，只能到处找、四处借。听说谁家有一本好书，心里就会惦记很久。

可越是稀缺，书越有一种吸引力。

《十万个为什么》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天为什么会下雨，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动物为什么会这样生活，打雷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问题后面，似乎总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偶尔能借到《林海雪原》《李自成》等小说，我会一口气读下去。

父亲学校订阅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报刊，我也拿来读。许多内容其实看不完全懂，但只要有文字，我就愿意翻下去。

为了读到父亲同事家珍藏的竖排繁体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我厚着脸皮去借。很多字不认识，就连猜带蒙地往下读。

那时我并没有想过阅读有什么用，也没有人为我规定每天要读多少。

只是求知欲和好奇心越来越强。读完一本，就去找下一本。

难题比吃蜜还甜

除了读书，我还喜欢解数学难题。

那时，我偶然得到两本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苏联小学数学习题集。书已经没有封面，里面是繁体字，题目却很有意思，难度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课本。

过去身体虚弱、精力不足时，我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多少兴趣。

现在却不一样。一看到难题，我就兴奋起来。题目越棘手，越想和它较量一下。

心里总有一股劲：不信我就解决不了你。

有时一道题想很久，反复试不同的方法。忽然找到突破口，把答案顺畅地推出来，那一刻，比吃蜜还甜。

这种快乐很纯粹。

没有分数，也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表扬，只是因为我真的把一个难题解决了。

解题时，我常常整个人沉浸进去，忘了时间，也听不见周围的声音。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心理学把这种高度投入、忘记时间的状态称为“心流”。

那时我不懂这些词。

我只是觉得：解难题很好玩。

手也闲不住

读书和解题之外，我还喜欢画画。

看见自己喜欢的图画，我就会拿来“照猫画虎”。有时一画就是几个小时，沉浸在线条、形状和色彩里，完全忘了别的事情。

父亲看见我喜欢画画，就带我去见一位画家叔叔。

那位叔叔是父亲的中学同桌。父亲曾给我讲过他的故事：他从小痴迷画画，有时作业来不及做，就抄父亲的；但在中学时，已经获得过全国美术比赛的奖励。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画家叔叔送给我几本素描集，又认真告诉我：

“先练素描，这是基本功。”

我把这句话记住了。

从那以后，画画不再只是随意临摹。我开始有意识地练习素描，几乎一天画一幅，常常一画就是几个小时。

旁人也许觉得这是艰苦训练，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在画画玩。

身体喜欢动，脑子喜欢想，眼睛喜欢读书，手也闲不住。

学习、游戏和练武，本来都是玩

读书、解题、画画、和小伙伴们玩、一起练拳，在大人眼里也许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学习是学习，运动是运动，游戏是游戏，画画是艺术。

可对当时的我来说，它们都像是在玩。

学习很好玩，游戏很好玩，练武很好玩，画画也很好玩。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是我那时很真实的生命感受。

做完一件，还想做下一件。没有父母在后面催，也没有老师用奖励吸引，只是出自内心的喜爱，自己愿意不断做下去。

现在回头看，那也许正是自驱力最早的样子。

它不是一种孤立的品质，也不是靠讲道理讲出来的。身体有了能量，心里有了渴求，又在一次次真实活动中尝到乐趣，自驱力便慢慢生长出来。

与此同时，与生命力一起生长的，还有最初的心智与智慧。

大量阅读让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解难题让我学会长时间专注、反复尝试，也开始相信难题可以被一步一步攻克；练素描让我懂得学画得先练基本功；练武和教拳，则让我开始学习坚持、责任和与人相处。

那时我并不会把这些变化称为“心智成长”或“智慧”。我只是越来越喜欢探索，也越来越相信，许多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逐渐获得；遇到陌生事物，不必先退缩，可以先走近它、了解它、进而学会与新事物相处。

从乡下转到县城

五年级下学期，我从乡下转学到县城的一所小学。

这是一个新的环境。

我带着乡下口音，插班进了一个陌生班级。周围的老师和同学都不了解我，也会好奇：这个从乡下来的孩子，能不能跟上？

如果是在习武以前，我也许会缩到角落里。

但经过近两年的练武、阅读和学习，我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总想躲开别人目光的孩子。

第一堂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难题。

全班一时没有人回答。我看了一眼题目，很快想出了方法，便举起手来。

当我把解题思路讲出来时，许多同学转过头来看我。

当天下午，班主任董明珠老师为了了解这个新来的插班生的真实水平，让我在办公室做了语文和数学两套试卷。

第二天，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学在班里大声说：

“咱们班从乡下转来了一个‘尖子队队长’，可厉害了！”

那个宣布消息的同学，后来成了我每天放学一起回家的伙伴。

我很快也有了一群新朋友。

作业、奔跑和说笑

班里有一位同学叫杨海，是班里的“孩子王”。他的父亲是老革命，家里住在一栋比较宽敞的独立楼房。

放学后，我们常常去他家。

先把作业很快做完，然后一起说笑、奔跑、打闹。

那时我们好像总有用不完的劲。

作业、说笑、奔跑和游戏，不过是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我都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也都觉得很好玩。

几个月后的小学升初中考试中，我取得了全县名列前茅的成绩。

毕业典礼上，我被推选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两个画面

站在台上，望着台下几百双眼睛，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那个在百米比赛中跑在最后、羞愧得想找一道地缝钻进去的孩子，如今站到了全校师生面前。

中间隔着的，不只是几年时间，也不只是学习成绩的变化。

身体不再总是拖住我以后，我开始愿意读书、解题、画画、练武、交朋友；阅读、练习和与人交往，又使我的眼界、能力和自信不断增长。

生命力的恢复，让我有力量向外探索；探索中获得的知识、方法、自信和初步判断，又使这股力量不再只是四处奔涌，而开始投向越来越多值得投入的方向。

那时我还不懂“生命力”和“智慧”这些词。

我只是知道，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虚弱、羞怯和退缩。很多事情都让我兴奋，世界也不再只是从外面挤压过来，而是在眼前不断展开。

生命力与智慧的萌芽一起生长

很多年后，从事教育以后，我才慢慢理解这段经历。

真正的自驱力，往往不是从外面硬推出来的。

一个孩子身心疲惫、安全感不足时，即使知道学习重要，也未必有能量持续投入。生命状态逐渐恢复以后，情况可能发生很大变化。

身体有了能量，心里有了渴求，又在读书、解题、运动、绘画和交往中不断尝到真实的乐趣，一个孩子便会主动向外探索。

但生命力增强，并不意味着成长会自动完成。

在我身上，与生命力同步生长的，还有智慧最初的萌芽。父母和老师的引导、身边可以学习的榜样、大量阅读、反复解题、练习素描、与同伴游戏和教别人练拳，都在一点点改变我认识世界、理解问题和采取行动的方式。

生命力让我愿意走出去，智慧的萌芽又让我逐渐知道怎样学习、怎样坚持、怎样与人相处，也开始分辨什么值得长期投入。

二者并不是前后分开的。生命力越充盈，我越愿意阅读、思考和行动；阅读、思考和实践越深入，我越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也越能把生命力引向更广阔、更有意义的方向。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段经历，不能据此断言所有孩子只要增强体能，就会自然产生同样的学习热情。每个孩子的身体、兴趣、家庭、师长、同伴和时代环境都不相同。

但这段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生命力不仅使人有力气做事，也会为好奇心、行动力和求知欲提供能量；智慧则从阅读、练习、关系和实践中逐渐萌芽，帮助这些力量形成方向、方法和更持久的能力。

那双磨穿鞋底的脚，并没有停下来。

它开始带着我，走向书本、难题、画纸、朋友和一个越来越大的世界。

好奇心、内驱力与生命成长

一、少年班报道点起的一团火

1978年，我小学毕业，进入初中。

那一年，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学校和社会上重新燃起了一种尊重知识、鼓励学习的气息。报纸上经常刊登关于恢复高考、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消息。

这一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报道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少年宁铂的故事，以及他和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大幅照片。

我第一次看到少年宁铂的报道时，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宁铂能上科大少年班，我肯定也行。

现在回头看，这个想法带着少年的率真和想象。但如果回到那个时候，它背后也有过去两年生命变化带来的真实信心。

两年以前，因为身体体弱多病，我并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游戏分组时常常被同学挑剩，百米赛跑也经常是倒数第一。曾经被同学欺负时，我没有力量保护自己。

习武以后，一切慢慢发生了变化。

身体逐渐强壮起来，朋友多了，也开始有人愿意和我一起玩、一起练习。小学毕业前，我从乡镇小学转到县城，不久被同学戏称为“尖子队队长”。后来在小学升初中的全县统考中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还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站在台上发言。

这些变化让我真切感受到：

人是可以改变的。

当看到少年宁铂报道时，我想到的是：既然过去两年自己改变了那么多，再上一层楼岂不是理所当然？

当时我十二岁，只要在十五岁以前自学完中学课程，就可以报考科大少年班，时间上来得及。

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意识到，真正改变我的，不只是身体变强了，而是一个原本畏缩的生命，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改变。

二、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一旦前方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目标，我立即行动起来。当时父亲已经给我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有二十多本，成了我的自学资料。

我没有告诉父亲或其他人自己想报考少年班的想法，只是静静地开始自学。

暑假上午，天气还没有太热，我常常坐下来学习数学和物理。那时候，没有人给我制定学习计划，也没有人每天提醒我完成多少任务。

我只是被一个个新的问题吸引。代数、几何、物理中的很多概念，对一个初中少年而言，像是一座座等待攀登的小山。

有时候，一个问题想了很久，突然理解的那一刻，心里会亮一下。那种感觉很奇妙。原来一个看似困难的问题，背后还有更深的规律；一个知识点，又会连接到更多新的问题。越往深学，越觉得有趣的东西越多，未知面越大。

学校里的课程，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比较轻松。在课余，我还有许多剩余精力，可以学习、探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除了数学、物理，我还喜欢文学、哲学、历史、人物传记、科技杂志等各种书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内驱力。只是感受到，被一个问题吸引，然后不断寻找答案，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三、 赣江与书海

暑假时，每天下午，我都会和小伙伴们去赣江游泳。

夏天的赣江，水面宽阔，水流也比较急。我们并不只是站在岸边玩水，而是常常横渡赣江。

为了抵消江水把人冲向下游的力量，我们需要先沿着岸边往上游走几里地，再下水游向对岸。游到对岸时，身体已经被水流带到很远的下游。有时候兴致来了，一个下午会游两个来回。等游回来时，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

人在江水中，被水托浮起来，似乎暂时忘记了陆地上的重量。

随着水流和波浪起伏，身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节奏。那种感觉很自由，也很快乐。

长距离游泳以后，身体消耗很大，常常口渴难耐。站在岸边，看着脚下清亮的江水，忍不住捧起来喝上一口。虽然知道江水未必干净，但在那个时候，竟然觉得格外甘甜。

有时，我们会游到誉家洲，这是赣江中的一个没人居住的沙洲，看见瓜地里诱人的西瓜。干渴难耐的我们实在忍不住，摘下来吃了。又累又渴的时候，那一口西瓜甜得难以形容，感觉像是世间最好吃的东西。

吃完以后，我们又有些不安。几个孩子商量，下次一定带钱来，埋在瓜地里，要学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是下一次去游泳时，短裤没有口袋，还是没带钱。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仍然让我有些歉疚。

天色暗下来以后，我们常常在江边练拳。那时，小伙伴小勇学过南拳中的虎鹤双形拳，我们就跟着他学。虎的刚猛，鹤的灵动，对一群少年有天然的吸引力。

皎洁的月光洒在江边沙地上，几个孩子一招一式地习武、切磋，常常玩到尽兴才回家。夜晚，我在灯下读一些杂书。

现在回头看，那时是我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

上午，在书本中探索未知的世界；下午，在赣江中畅游；傍晚，在沙滩上闪转腾挪地习武；夜晚，沉浸于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

那几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机缘。父亲从乡镇中学调到了县城文化馆工作，我们全家也搬到了文化馆。县图书馆属于文化馆的一部分，是全县藏书最丰富的地方，还订阅了许多报刊杂志。

对于一个正在如饥似渴寻找书籍的少年而言，这犹如一只饥饿的老鼠掉进了大米缸中。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县图书馆借书。少的时候四五本，多的时候十几本。看完以后还回去，再借新的。

小说、文学名著、历史、科学、军事、天文地理、哲学、人物传记……我读得很杂。那时候并没有什么阅读目的。看得懂的，就沉浸其中；看不懂的，也就囫囵吞枣地了解个大概。

大量阅读，让一些人物、一段历史、一个问题，会悄悄留在心里。多年以后，当经历更多事情时，过去读过的东西，会突然重新浮现出来，产生新的意义。

我尤其喜欢读古今中外人物的故事和传记。从古今中外的优秀人物的成长经历中，学习、探索生命成长的内在规律。苏东坡、爱因斯坦、拿破仑、诸葛亮、曹操、曾国藩、左宗棠，以及其他许多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成长经历，都曾令我好奇地学习、探究。

吸引我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更让我着迷的是：他们怎样面对困境？在人生关键时刻他们如何做选择？这些选择又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一个县城里的少年，坐在图书馆的书堆里，却可以和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进行精神交流。

现实中的生活仍然普通，但内心的世界正在一点点扩大。

当时我的真切感受是，读书、游泳、练拳都是很好玩的事情。读书是知识和思维的游戏，游泳和练拳是身体运动的游戏。我整个身心沉浸在自己喜爱的游戏中，享受它们带来的快乐。

动的时候，身体里的力量得到流淌和释放；静下来读书时，好奇心又不断得到满足。

身体、江水、书页和思考，好像都处在同一个生命节奏和韵律中，彼此唱和。

四、好奇心与小制作

父亲还给我订了一份《我们爱科学》杂志。它经常介绍一些小实验和小制作，我读到以后，常常好奇心作祟，想一试究竟。

当读到怎样自制简易显微镜的文章时，我马上找来聚光灯泡、木板、纸板和各种小东西，动手做了起来。

终于做好以后，我把一根头发放在下面看。细细的一根头发，被放大得像2B铅笔芯一样粗，表面还有凹凸和分叉。我盯着看了很久，感到很惊奇。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把它带到学校，同学们围过来，一个个凑近观察，时不时发出惊讶的声音。

还有一次，我看到杂志上介绍：火柴盒可以烧开水。

我觉得难以置信。火柴盒不是纸做的吗？怎么可能不先被点着呢？

于是我马上找来一个火柴盒，装了一些水，架在蜡烛上烧。按照我的估计，火柴盒应该先着火燃烧起来。可是结果出乎意料。盒里的水慢慢被烧开，而火柴盒却没有燃烧。

进一步了解以后，我才明白：水不断吸收火焰提供的热量，只要水没有烧干，纸盒的温度就很难达到燃点。

这一次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原来，自己的一些估计或理解并不一定正确。直觉或设想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想当然。这也许是我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检验自己的设想。

第一个小发明

初中时，《我们爱科学》杂志举办小发明竞赛，直接触发了我的创造热情。

发明什么呢？

我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不便。每天早晨，我都会被机械闹钟刺耳的铃声叫醒。醒来以后，我习惯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或者新闻。

如果闹钟响的时候，能够自动打开收音机，那该多好。

在那个年代的县城，这个想法甚至有些像幻象。

但是想法一旦产生，就牢牢吸引住了我。于是我设计了一个联动装置：利用机械闹钟响铃时背后旋钮的转动，触动一个自制开关，再控制收音机电源。

真正制作时，困难一个接一个。开关位置不对，闹钟碰不到；接触不好，收音机不会响；纸盒结构不稳定，整个装置又会变形。我不断调整，不断修改。

终于，当闹钟指针走到定时时间，过去刺耳的铃声变成了收音机里的音乐声。

成功了！

小发明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难以描述的喜悦。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一个想法，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变成现实。

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时，才逐渐意识到，创新并不是少数天才才拥有的能力。它常常始于当一个孩子的生命力足够充盈，对身边的问题充满热情，有内在动力去动手尝试之时。

五、书籍和老师

随着阅读越来越多，我开始思考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初一时，《中国青年》杂志上一场关于“潘晓人生困惑：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让我随之探索：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人生才值得追求？

一个笔名为潘晓的年轻人提出：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奋斗到底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参与这场大讨论的人数非常多，持续时间也很长。对于当时十二岁的我，被这个讨论深深地吸引了，开始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此后，我读文学作品传记，除了关注故事性，满足好奇心，还开始关心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历程的变化及其原因。读苏东坡的传记时，我开始思考：

为什么一个人在经历巨大挫折以后，仍然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量？

苏东坡一生经历过很多困难。被贬黄州、儋州，越贬谪越偏僻，人生大多时间处于低谷中。

可是，他没有因此失去对生活的热爱。他写诗、作文，研究美食，观察自然，与朋友交往。很多后来流传千年的作品，又是在一些人生磨难之后产生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力总结其中的道理。但有些问题在我心里留下了：

影响人一生的，主要有哪些因素？为什么有些人似乎一生都顺利，还有些人常常在逆境中？

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回望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教育实践时，才逐渐意识到，这些少年时期接触到的人物故事，其实已经开始影响我对生命成长的理解。

除了书籍，身边的老师们也给了我重要影响。

中学阶段，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一批很好的老师。

那是时代给我们的特殊机缘。有些老师原来是大学教授，在此前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被打成“右派”，后来虽然获得摘帽或平反，有些没有回到原来的大学，而是留在中学任教。

对他们个人而言，这是命运的悲剧；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却是罕见的幸运。

初一英语启蒙老师杜浩先生原来是大学教授，英文水平很高，博闻强记，在语言、文化和英语教学等许多方面造诣都很高。

有一次，在课堂上刚刚教完一段英文短文，他忽然问：“谁可以马上背出来？”

大家都愣住了。刚刚学完的英文短文，怎么能马上背出来呢？没有人举手。杜老师便点名让我试试。

我合上课本，站起来大胆一试，脑海中浮现出短文的画面，借助声音留在脑中的余音，竟然完整地将短文背了出来，双手还跟着比划脑海中的画面。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以前我以为外语学习比中文难度大很多，如果要背诵课文，需要课后花费许多时间反复诵读。杜老师要求我们学了立即背诵，一举突破了我对外语学习的自我设限，也让我体验到学习外语和学习中文本质上都是语言学习，遵循同样的学习规律，可以十分有趣、好玩。

杜老师抓住了外语教学的实质，教学方法独特。他让我们在课堂练英语对话，在课余排英语短剧，举办英语短剧演出，举行英语会话比赛。他不断地创造条件，让我们进入应用场景学英语、用英语。我被他指定为英语课代表，还在英语会话比赛中获奖。

杜老师上课时还给我们讲许多有趣的故事。在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期间，他将要学习的政治文章倒背如流，不仅能正着背，还能倒着背，以此锻炼记忆力。这类苦中作乐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的故事，让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他还注重让我们在理解英语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习英语。为此，他讲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小故事，提高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效果。

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渐领悟到：英语学习和中文学习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语言学习。若能在使用语言的场景下学习语言，事半功倍。在了解英语的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原本枯燥无味的外语学习，变得十分有趣、好玩。

在人生至暗时刻，杜老师可以把常人认为的被迫思想改造转化为记忆力锻炼游戏。杜老师能像苏东坡等人那样，身处逆境时，还怡然自得，乐在其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更高级的生命智慧？

六、父亲的智慧与我的选择

经过两年左右的自学，当我把初高中数学自学完，物理也自学了一部分，对参加科大少年班考试有了一定把握时，我才把考科大少年班的想法告诉父亲。

父亲听完以后，先肯定了我的自学。他说，主动自学，培养了自学能力，是一件好事。接着，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对我说，他多年从事教育，见过一些跳级的学生。尤其是跳过两级以上、年龄比同班同学小很多的孩子，周围人会长期把他当作小孩看待。时间长了，其中有些人的心理难以成熟。

父亲没有说少年班不好，也没有替我做决定。

他只是让我自己做选择：为了上科大少年班，是否值得冒心理不成熟的风险？

这番话让我沉思起来。

在那之前，科大少年班是一个非常耀眼的目标。达成那个目标，像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证明。父亲的话却让我第一次把目光从耀眼的光环移开，关注光环后面的风险。

我想起同学中确实有个别上学早的低龄同学，被同学们习惯性地当作心理上长不大的“孩童”。我可不愿意自己也是这样。

我放弃报考科大少年班，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初二时，坐在旁边的同学蒋春根带了两本香港出版的《争鸣》杂志到学校。那是他暑期去深圳走亲戚时带回来的。我看到后马上就借过来读。

杂志上有关于北京大学学生参加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系列报道。我翻看下去，心里越来越热。

那些参选的年轻人在讨论历史，讨论现实，阐述自己的理念，也讨论怎样改进社会。他们不只是关心个人前途，而是在考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未来。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精神，对一个初中少年来说，有莫大的吸引力。

我忽然发现，中国还有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那里聚集着一批有思想、有抱负，积极主动地参与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年轻人。这和我心中某种还说不清楚的愿望，发生了强烈共鸣。

这个地方叫北京大学。

科大少年班仍然很耀眼，但它给我的感觉，更多是天才少年的光环，是提前进入大学的荣耀。

北大带给我的感觉不同。它不只是一个大学的名字，更像一个精神圣地。那里不仅有知识，也有思想；不仅有个人发展，更有对社会和人生更深的关怀。

我心里的目标马上发生变化。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可以提前上大学，而是想进入一个真正能够滋养自己的知识、精神和志向的地方。

北京大学，成了我唯一渴望进入的大学。

现在回头看，这其实是我成长过程中一次重要的转变。

小学毕业时，想上科大少年班，我更关注：强大和荣耀。

初中时，北大对我产生强烈的吸引，我更关注：追求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的人生。

七、马老师的生命智慧

高中第一节语文课，当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马驹昌老师走进教室时，我的同桌京平突然把头低下，惊叫一声：“糟糕了！”我听得有些莫名其妙。

讲台上，马老师谈吐儒雅，透露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下课后，京平才告诉我，马老师早年被打成右派，曾经下放到他们村劳动。当时少不更事的京平，曾和一群顽童向这位“坏分子”扔过小石头，欺负他。没有想到，多年以后，那个“坏分子”，竟然成了自己的老师。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马老师出身士绅门第，家学渊源，从小受到非常良好的传统教育。高中毕业前，他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投笔从戎，参军奔赴前线抗击日寇。抗战胜利后，他考入国立中正大学深造。大学里，他被大学同学评价为：才华横溢，志向远大，文武双全。不仅专业水平高，还篮球打得漂亮，单杠上能做大回环，有武术功底。毕业后，他二十多岁就成为大学殿堂中的学术带头人，青年才俊，家庭美满，意气风发。

然而，命运变化猝不及防。1957年，32岁的他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 此后的22年如同噩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受尽磨难。流落乡镇街头打零工时，他在挖井时摔断一条腿，终身残疾。老母离世，他穷得买不起一张回家的车票奔丧，遗恨终生。 “磨剑十年成底事？读书万卷终无益。” 他在诗中的悲鸣，是尊严被践踏至尽头时的血泪。

但苦难可以折磨他的肉体，却无法剥夺他的精神。 在食不果腹、全身浮肿的劳动改造的艰难时期，马老师竟然在昏暗的油灯下，历时十年，完成了《敦煌曲子词集》的研究与创作。 在至暗时刻，他顽强的生命力和超人的生命智慧，让他通过学术研究找到了灵魂的避难所。

马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作文题——《仓廪实而知礼节》。 对于刚上高中的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它直接将我的视野拉升到了两千多年前管仲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智慧。 马老师用一个作文题，就在我们面前推开了一扇窗。窗外，是诸子百家争鸣的璀璨星空。他似乎想让我们明白：语文不仅仅是听说读写，更是思想的传承与智慧的交锋。

为了弄懂马老师课上信手拈来的《战国策》、《左传》中的典故，为了走进那个令我十分好奇的先秦世界，我找来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写的大学教材《古代汉语》自学。几个月过后，再读先秦诸子经典，才感到不那么难了。那些两千年前的智慧，开始让我着迷。弄不懂的，就去马老师宿舍请教。

马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知识，还善于用历史人物故事滋养我们的精神。

方孝孺与“读书种子”

一堂寻常的语文课，马老师站在讲台上，目光炯炯，讲起了明代大儒方孝孺。 当燕王朱棣篡位夺权，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时，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提笔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后，掷笔于地，宁死不从。 朱棣暴怒，威胁道：“你就不怕我诛你九族吗？” 方孝孺挺直脊梁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那一刻，教室里死一般寂静。我们被方孝孺的浩然正气震住了。

残暴的朱棣不仅搜捕了他的九族，更将他的学生、朋友算作第十族，实施历史上残暴至极的诛十族。马老师讲到此处，声音有些颤抖，但眼神却异常坚定。马老师还讲到，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苦求：“请殿下千万不要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就绝了！” “读书种子”——这四个字从马老师口中吐出时，似乎带着一种特别的分量。 真正的读书人不仅仅是知识的容器，更是真理与正义的火种。只要有这样的种子在，正义就能传下去。

谭嗣同的故事

上课讲到谭嗣同时，马老师先在黑板上苍劲地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转过身，老师目光如炬：“这是谭嗣同的绝命诗——《狱中题壁》。”

谭嗣同不仅年少时博览群书，能文章，更善剑术，是一位志向高远的“少年游侠”。 这让我想起了马老师自己——同样文武双全、习练过武术。 或许是这些共同点，让马老师在讲述谭嗣同时，掺入了一种深深的惺惺相惜。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戊戌政变那惊心动魄的一刻。 慈禧太后重新夺权，屠刀举起。康有为、梁启超在劝说下逃亡海外。 此时的谭嗣同，完全有机会远走高飞，留得青山在，以图东山再起。 但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决定：以身许国。

马老师激昂地讲述了谭嗣同劝梁启超逃亡时说的那段话：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接着，谭嗣同说出了发自肺腑的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担当啊！ 它超越了生物本能的求生欲，升华为一种“以死唤醒生”的悲壮。 行刑时，谭嗣同仰天大笑，对着围观的百姓，对着苍天，大声喊出：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望着讲台上声情并茂的马老师，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错觉：他讲的不仅仅是方孝孺和谭嗣同，同时也是在讲他自己。 马老师及其故事传递了一种精神，这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是“为了真理敢于献身”的勇气。

1979年马老师得到平反昭雪，成为樟树中学的教师。 1981年当我们坐在他的课堂上时，看到的是一位豁达、乐观、充满激情的长者。

在课堂上，他讲起孟子的“君子三乐”：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讲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时，他眼里的光芒，比任何时候都要亮。 那一刻，他似乎已经原谅了生活给予他的所有苦难，因为他找回了他的天命——教育。

这颗“君子三乐”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我的心里。几十年后，这颗种子在我心中开始发芽。我有些不舍地离开自己十分喜爱的高科技行业，投身于教育事业、去践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时，仿佛听到了马老师隔着时空传来的笑声： “薪火相传，此之谓也。”

在至暗时刻，他依然没有放弃学习和创造。多年以后回望，我才逐渐理解，这背后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

后来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教育实践中的许多重要探索，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对生命成长的好奇，对智慧的追寻，以及希望帮助更多生命成长的愿望。

少年时代，我曾经以为，成长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强，让自己能够面对更多挑战。后来几十年的经历让我逐渐明白，力量本身并不是生命成长的全部答案。一个人的生命力越旺盛，越需要智慧帮助它找到合适的方向，也越需要学会调节自己。

高二时，我面临的一个重要选择，是文理分科。

从内心深处说，我十分喜欢文学、历史，也很喜欢物理、数学。文学、历史、哲学、人物传记、诗词文章，都深深吸引我。中学时代大量阅读，已经让我和苏东坡、王安石、拿破仑、诸葛亮以及许多古今中外人物在精神上相遇。马驹昌老师的课堂，又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兴趣。

物理世界则有一种简洁、严密和秩序之美。一个看起来十分复杂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几条清晰的规律；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也可以通过数学、实验和逻辑逐渐显现它的内在结构。

文科和理科都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文理分科，总觉得两者其实分不开。

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又让我对文科道路产生了一层说不清的顾虑。一个才华横溢、学识深厚、品德高尚的人，因为时代风浪遭受那么沉重的命运打击，对少年时期的我产生了很深的震撼。

当时我还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选择理科，并不妨碍我继续喜欢文学、历史和哲学。如果将来更想从事文科工作，理科出身仍然有转向的可能。我喜欢的作家叶永烈，就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反过来，如果选择文科，以后再转到需要系统专业训练和实验条件的理工科，似乎会困难得多。

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理科，希望给自己留下更宽一些的路。

现在回头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理取舍，而是我第一次尝试在热爱、现实和未来可能性之间寻找一条自己更愿意走的路。那时候，我还不太懂什么是智慧。只是隐约感觉，人生很多重要决定，并不存在一个完全没有矛盾的答案。人需要看见彼此牵扯的不同因素，然后作出选择，并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

几十年后再看，当年那种“文理其实分不开”的感觉并没有错。后来从事科研和技术工作，人文底蕴一直影响着我看待世界、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转做教育以后，人文与科学更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分开的两个部分。

数学竞赛：越难，越有味道

高二时，学校开始组织数学竞赛训练。负责竞赛的是班主任万炎平老师。他从数学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中挑选了几个人，准备参加数学竞赛。

我们每天上午仍然正常上课，下午和晚上则集中到一间小教室里做题、学习和讨论。

刚开始时，打击很大。一张历届数学竞赛试卷发下来，整整一个下午苦思冥想，也只能啃动两三道题，而且还不一定做对。满分一百分的试卷，前几次我们常常只能得十几分、二十几分，大部分题目完全找不到下手之处。

万老师并不是先教我们讲一套数学竞赛解题套路，而是先让我们自己去碰那些竞赛难题，碰得头破血流以后，再引导我们学习数论、抽屉原理等竞赛所需的必要知识和方法。

有些同学两星期后就退出了。他们觉得竞赛太难，自己不适合。

我却被那十几分激起了斗志。正因为很多题做不出来，才觉得有挑战，不肯放弃。

抽屉原理、四色问题，以及各种数论、组合和几何问题，帮我打开了另一个数学世界。数学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更像一种奇妙的思维游戏。

我开始四处寻找数学竞赛方面的书。那时相关资料很少，我找到了一套《数学小丛书》，包括《杨辉三角形》《一笔画与数学问题》等。这些小册子由一些著名数学家撰写，很有味道。读这些书时，我觉得数学像一座花园，走进去以后，处处曲径通幽。

那种快乐，不是因为有人表扬，也不是因为马上能得到什么，而是一个原来解不开的难题，终于被自己解开了。

最后，我在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省级奖项。获奖当然让人高兴，但真正令我着迷的，还是那些有趣的难题，以及解开它们时用到的数学思维和方法。

物理竞赛：太想赢的时候

物理竞赛的经历却完全不同。

我一直十分喜欢物理，平时学起来觉得轻松、有趣。考试常常满分或接近满分，有时物理老师还会把我的试卷贴出来，作为标准答案供同学们参考。

正因为这样，我对物理竞赛抱了很高的期望，甚至可以说志在必得。

数学竞赛刚开始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获奖。很多题不会，反而激起了继续钻下去的劲头。可参加物理竞赛时，我心里似乎已经预设了一个结果：

我应该获奖。我不能失手。

比赛那天，我甚至特意把早饭吃得很饱，想让自己体力充足，发挥出最好的水平。现在想来，连早饭都被我当成了比赛准备的一部分，可见当时把这场竞赛看得有多重。

进入考场以后，原来熟悉的思维并没有像平时那样自然流动。越想发挥好，脑子越不顺。有些平时可以很快判断的问题，那天却突然变得艰难。越想抓住结果，内心越紧张；越紧张，平时的水平越发挥不出来。

走出考场，我就知道自己这次遭遇了“滑铁卢”——考砸了。

回程的火车上，望着窗外不断向后退的景物，我一遍遍回想准备过程和考场上的表现。

那次失利让我第一次明白：平时会做，并不等于关键时刻就一定能做出来。一个人的能力能否发挥出来，不只和知识、技能有关，也和身体、情绪、心态以及当时的整体状态有关。

后来我常把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放在一起比较。数学竞赛时，我主要被问题本身吸引，心里比较放松；物理竞赛时，我太想赢，得失心太重。至少对我而言，这两种不同状态，明显影响了最后的发挥。

多年以后，我指导学生做创新课题、参加答辩时，也经常看到类似情形。有些孩子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太想证明自己、太怕失败的时候，把自己绷得太紧，原本会的东西反而发挥不出来。

化学竞赛：责任不等于热爱

物理竞赛刚刚结束，化学竞赛又来了。负责化学竞赛的熊老师邀请我参加集训，希望我为学校争取奖项。我心里其实比较犹豫。

我喜欢科学，也喜欢做化学实验，但并不太喜欢化学中那些需要大量记忆的内容。相比之下，数学和物理的体系对我更有吸引力，它们能够从少数公理、定律和基本概念出发，逐渐构建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

化学当然也有自己的深度和美。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内在热爱。

我还有一个现实顾虑：如果在化学竞赛中获奖，会不会影响以后大学专业的选择？我不愿意进入化学相关专业。

但面对化学老师的期待，我又难以拒绝。于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

竞赛中有些题其实很有意思。尤其有一道关于动态化学反应过程的题，要求解释背后的机理，已经超出了普通中学化学的范围。竞赛结束后，熊老师还专门去找他大学时期的教授，请教这道题。

这让我看到，化学并不像我过去理解得那么零碎和浅显，它也有自己的深度。只是，我并没有因此真正爱上化学。

最后，我没有获奖。

这件事没有像物理竞赛失利那样让我难受，却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一个人可以出于责任去完成一件事，也应该尊重老师、集体和他人的期待。但责任和热爱并不是一回事。

责任可以让人开始，也能够支撑一段时间；若要长期深入，往往还需要真正的兴趣和热爱。

这次经历以后，我开始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我也逐渐明白：尊重老师、父母的期待，愿意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把别人的期待变成自己的长期目标。

多年以后，在教育实践中，我也经常看到类似情况。有些孩子努力学习、参加各种训练，主要是为了回应老师或父母的期待。短时间内，他们也可以很努力，但如果自己的兴趣、选择和意义感长期缺席，人很容易疲惫，甚至渐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努力。这让我越来越重视一个孩子内在的热爱和自主选择。

局部突破以后

数理化竞赛前后持续了一年半多，其间我还参加过作文竞赛。

那段时间，参加竞赛的学生有一种特殊待遇：可以不交普通学科的作业，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竞赛训练。

当时觉得十分方便。

随着数学、物理竞赛不断深入，我们的确越来越难兼顾其他学科。竞赛小教室里，每天都有新的题目、新的困难和新的挑战，我也乐在其中。

可等竞赛的热闹渐渐过去，高考越来越近时，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学习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

英语成绩下降得很厉害，甚至跌到班级平均分以下。政治、生物等需要持续积累和背诵的学科，也明显下滑。英语老师对我的成绩很不满意，我自己也开始感到压力。

过去一年多，我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数理化竞赛，享受了局部突破带来的快乐。可其他学科长时间被搁置以后，整个学习状态已经失去了平衡。

短期看，我在几个方向上走得很深；可高考并不只考数学、物理和化学。看着英语、政治、生物的成绩掉下来，我强烈意识到：必须重新调整，否则高考真的可能出问题。

那时我还没有“生命系统”这样的概念。我只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不是几项孤立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彼此影响的整体。某一方面冲得太快，如果长期挤压其他方面，整体就可能失去平衡。

回归语言学习的内在规律

那时离高考只剩几个月，最需要补的是英语。时间已经不多，如果只是多刷题，未必有效。

我开始重新想：英语既然是一门语言，到底应该怎样学？

我想起初中时杜浩老师的课堂。杜老师组织英文短剧和对话表演，让语言进入真实情境；刚学完一段短文，他会让学生马上背诵。那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背语法和单词，而是在记住一个完整的声音、画面和表达。

马老师也曾经说过，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不能只靠语法和规则去学。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并不是因为背了多少语法规则，而是因为从小读了大量书，慢慢形成了中文语感。

英语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学？

现在没有时间排课本剧，也没有条件创造太多真实语言环境。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我想就是背课文。

于是，我把高一英语课本重新拿出来，一篇一篇背。

刚开始很慢。

高一课本前面的课文并不长，可背起来仍然有些吃力。单词、句型和语音都比较生疏，需要一遍遍读，一遍遍记。

背了几个星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句型和单词反复出现，语言的声音和韵律也越来越熟悉。

我用了两个多月，把高一、高二的英语课文全部背了一遍。背到课本后面，一些长课文反而背得更顺。估计是熟能生巧。

做英语试卷时，很多地方不再需要逐条分析语法，而是读到那里，就能感觉哪个表达顺，哪个表达有些别扭。

语感逐渐起来以后，英语成绩也明显回升。

这次恢复让我重新认识了语言学习的规律。找到事物本身的规律以后，同样的努力可以产生更大的效果。后来回头看，我才逐渐觉得，智慧并不是让人少努力，而是让努力更多地用在符合规律的地方。

高考前的非欧几何

高考前两个月，按通常的安排，所有时间都应该用于做模拟题、查漏补缺，背政治、生物和英语。

可有一天，我偶然碰到了一本讲非欧几何的书。

一翻开，就被吸引住了。

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的平面几何，基本上是欧几里得几何。它建立在几条公理之上，其中有一条平行公理：过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

后来有数学家试图证明，这条平行公理可以从其他公理中推导出来，却一直没有成功。于是，有人换了一个方向：如果不接受这条平行公理，会发生什么？

沿着这个问题继续推演，竟然形成了不同于欧几里得几何的体系。

原来，我们长期以为理所当然的公理体系，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公理体系。这令我十分着迷。

高考已经临近，我本来不应该在这种与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上花太多时间。可那本书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让我忍不住往里走。

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读它，想弄明白那些不同的公理和结论。

从现实的考试安排看，这也许“很不理性”。

可现在回头看，它又有另一层意义。在竞赛、高考和成绩压力中，我的求知欲并没有完全被结果吞没。

那个看到新问题就想弄明白的少年仍然在。

他会因为竞赛得失而紧张，也会因为成绩失衡而焦虑，会为了高考重新调整学习策略；但在内心深处，知识本身依然能带来快乐。

至少，那本与高考无关的非欧几何，让我在最后阶段仍然能够感受到学习本身的乐趣。

回归

高中三年，尤其是竞赛和高考前的这段经历，让我第一次真正碰到一个后来反复出现的问题：有力量向前冲，并不等于一定能够走得远。

数学竞赛时，我几乎忘了结果，只觉得问题本身有趣，越难越想钻下去。物理竞赛时，我却太想赢，把一次竞赛看得太重，反而失去了平时自然的状态。到了化学竞赛，我又开始分辨，老师的期待、自己的责任和真正的热爱并不是同一件事。

等竞赛告一段落，英语、政治、生物的成绩已经掉了下来。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调整。背英语课文，让我再次体会到，学习不能只靠多用力，还要找到事物本身的规律。而高考前那本非欧几何，又让我确认，无论现实目标多么紧迫，我仍然不愿意失去对未知的好奇。

那时我当然还总结不出“生命力与智慧需要彼此促进、彼此校正”这样的道理。

我只是开始明白：生命力旺盛，并不意味着成长就会自然发生得更好。力量还需要方向，需要节奏，也需要在失衡时重新调整。

多年以后回头看，我越来越觉得，真正的成长，并不是让自己一味变得更强，而是在一次次前进、失衡、调整和重新出发中，让生命力和智慧一起成长。

燕园四年：走进更大的世界

初入燕园

1984年9月，怀着对大学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我们乘一列绿皮火车，从江西颠簸了二十多个小时，在夜色中抵达北京站。下车后，我们没有找到北大新生接待站，却遇上了清华大学的迎新站。他们友善地让我们乘清华的迎新大巴，把我们带到了中关村。终于找到北大校门时，被门卫告知：新生报到日期是明天，你们到早了。

此时已是深夜十点多，我们三个在火车上遇到的同路人，拎着行李在校园里茫然地走着，希望找个能坐下的地方，再商量怎么办。

一位路过的师兄停下来关切地询问。得知我是无线电系的新生后，他热情地说：“巧了，我也是无线电系的！我们宿舍正好有个空铺，你跟我走，先住下休息吧。”

这真是天降好运。经过长时间火车硬座颠簸，以及下火车后2个多小时的折腾，终于有机会躺下休息了。

但是，当我转头看向身边两位新认识的同伴——他们正用无助的眼神看着我。如果只有我有落脚点，这两个新朋友，今晚怎么办？

几乎没有犹豫，我对这位师兄说： “真的特别谢谢你。但我不能一个人走。这两位是我的伙伴，如果三个人都有地方睡，我们就一块去。如果只有一个铺位，我就留下来陪他们，在校园里待一晚。”

那位师兄先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多了一份赞赏： “行，那你们一起来吧！我来帮你们想想办法。”

于是，深夜的燕园出现了温暖的一幕：一位素昧平生的83级师兄，带着三个拖着行李的愣头青，敲开了一扇又一扇宿舍的门。一圈问下来，在这个充满善意的校园里，奇迹般地又找到了两个铺位。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这位师兄自掏腰包，带我们去食堂吃了热腾腾的早餐。这是我在北大吃的第一顿饭，十分暖心。

天亮后，我们办理了新生入学手续。安顿好后的第一件事，我就是专门去拜访并感谢了这位师兄。

燕园第一天就给了我十分温暖和友善的迎接。

真正开始在宿舍、教室里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相处以后，我很快发现，北大同学的“优秀”远不只是高考分数。有人见多识广，有人思维特别活跃，也有些人在体育、文学、艺术等方面有过人之处。过去在自己的中学里，我也算得上是佼佼者；到了这里，身边随时都能遇到某一方面胜过自己的人。

那种感觉很新鲜，也很兴奋。到了北大，我更切身感受到，上帝给每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

67分——北大给我的第一个挑战

初入燕园，我们这群高考胜出者多少都带着点中学时代的“学霸光环”，以为大学不过是高中的延续。然而，不久就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挑战。

刚开学，我选择去旁听隔壁班谢麟振老师的力学课。当时，无线电系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力学老师。我们第一次拥有了选择自己喜欢老师的自由。

谢老师的讲课很有吸引力。他常常从一个具体的物理现象开始，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思考：

为什么会这样？背后的规律是什么？

他的课堂，更像是在带着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地探索物理规律。这种学习方式非常吸引我。

有一次课堂讨论，谢老师提出了一个颇有深度的问题。听着几个同学的回答，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同的理解。那一刻，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只是“旁听生”，手已经举了起来。我的理解得到谢老师赞赏，他有些惊喜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老实回答：“我是无线电二班的杨宇光。”那一刻的“按捺不住”，纯粹源于思维碰撞的快乐。

然而，不久后的期中考试给了我当头一棒——67分。看着试卷上刺眼的分数，那一刻，我甚至感受到一种近乎耻辱的挫败感。物理是我特别喜欢并且擅长的学科，过去几乎都是满分或接近满分。我这个曾经的中学鳌头，到了未名湖畔，竟成了60多分的“虾米”？那种中学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在这一刻突然受到严重挑战。

直到毕业20周年的聚会上，谢老师怀着歉意揭开了谜底：这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杀威棒”。当年的系主任王楚教授要求，必须给这群刚从高考中胜出来的“天之骄子”去去火。第一次力学考试，事实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及格。系里还特意隐瞒了整体情况，让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那个唯一的失败者。本意是在敲打我们：到了北大，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这真是一剂猛药。它让我们突然感受到从云端跌入泥土。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我们宿舍原来那种茶余饭后下下围棋、玩玩桥牌的闲散风气，一夜之间消失了。大家像突然醒过来一样，开始全身心投入学习。

谢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费曼的一些有趣故事。费曼是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他面对问题时那种不断追问本质的思维方式，对我很有吸引力。于是，我到图书馆借了《费曼物理学讲义》来读。当时我没有找到中文版，只好借来英文原版。读起来很吃力，但是，费曼思考物理问题的角度令人着迷。他在书中展示了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是怎样思考问题、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谢老师的讲课风格和费曼有些类似：由表及里，引人入胜。每一次上课，都像打开一扇新的门，令人神往和陶醉。一个学期下来，谢老师从经典力学讲到了狭义相对论，让我越来越着迷。甚至到了学期结束，我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真希望谢老师能够继续讲下去，把广义相对论也讲完。

期末考试，我的力学成绩拿到了100分。

后来回头看，我逐渐意识到，那学期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最后那个100分，而是在谢老师的课堂上，我在更深层面体验到探索未知的快乐。成绩，只是这种学习状态自然产生的结果。

100分以后

学期快结束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这段时间看问题好像越来越“力学化”了。只要给出初始条件和运动方程，未来的运动和发展轨迹就可以一步一步推导出来。这样的思维清楚、严密，也很有力量。

可我心里却感到有些不对劲。世事如棋局局新，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什么都预先算得出来？我才学了一个学期经典力学，思维怎么就有点被它带着走了？

现在回头看，我那时已经隐约意识到：一个学科真正学进去以后，我们得到的不只是知识和方法，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看待世界的方式，并逐渐形成某种特定的思维习惯。

放寒假以前，我跑到图书馆，借来维纳的《控制论》，又借了一些科学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要赶紧换换脑子。

寒假打开的一条路

寒假里，维纳的《控制论》深深地吸引了我。他居然把原本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机器、生命、神经系统、信息和反馈联结起来，放在一起研究。过去我习惯按学科看问题，现在却发现，很多学科之间的边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分明。

越读越兴奋，我隐约感受到一条新的探究之路正在眼前展开。

高考选专业时，我曾经雄心万丈地设想，将来要做出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能够长期影响人类的理论成果。

进入北大以后，我逐渐感受到，如果还想寻找真正有意思、值得长期探究的新问题，也许不能再局限在一个学科里面。

大脑怎样工作？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怎样产生学习和记忆？一个生物系统是怎样通过反馈和调整，逐渐学会识别、判断和适应？我们能不能造出一种也能学习、判断和适应的人工系统？

这些问题开始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停不下来了。

沿着这条路，我逐渐把注意放在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

不会编程，也要参加比赛

大一下学期，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通告：首届全国微型计算机程序设计大奖赛启动。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参加。

但挑战也很大。在中学时，我没有见过微型计算机，当然也不会编程。1985年，微型计算机在中国极为稀少，整个北大当时也只有4台Apple II，其中2台在无线电系。

我拿着报纸，直接去敲系主任王楚老师办公室的门。“王老师，我想参加全国编程大赛，但我没有电脑。”

王老师问清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一个教研组：“84级新生杨宇光要参加编程大赛，要用苹果II型电脑，请教研组对他开放。”

高兴地走出王老师的办公室后，我才想到一个新问题：我还不会编程。于是赶紧骑上自行车直奔书店，买了一本谭浩强的编程入门书。

不会编程，却直接报名参加全国编程大赛。现在回头看，的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很自然：觉得有趣、有意义，就去做。会不会，进去以后再学，我相信自己总能学会。

我就这样从零开始，一边学，一边参赛。

叠被子时冒出的创意

现在回头看，我当时其实无意中走了一条很适合自己的学习之路：先把自己扔进一个真实问题里。不会什么，就赶紧学什么；哪里卡住，就想办法把哪里弄通。

后来从事教育，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由真实任务驱动学习的方式，对很多学生来说，往往更有动力，也更容易真正学进去。对我自己尤其如此。

参赛过程中，我遇到一个难题：怎样把自己找到的算法用动态图形象地表现出来？

我请教我们系教计算机的老师，没人知晓怎么做。那时微型计算机在中国刚刚开始出现，大家都处于早期摸索阶段。但有老师告诉我，清华计算机系已经有参赛教师，能够用动态图展示自己的算法了。

听到这里，我马上想到：既然别人能够做到，我也一定可以找到办法。

我苦想了几天，却没有结果。

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正在叠被子，脑子里还在转怎样把算法结果动起来的问题。

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电影不就是一张张静止画面连续播放，让人眼看成连续运动吗？

这个想法一出现，我立刻兴奋起来。当天，我就跑到计算机房，用这种办法把算法结果动态地展示出来。

参加这次比赛的，很多是高校的年轻教师和中科院的助理研究员。我这个从零开始学编程的大一学生，最后获得了全国首届微型计算机程序设计大奖赛三等奖。

这次参赛经历让我更相信，面对一个自己完全不会的新问题或新领域，可以先动手去做，再在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中找到解决办法。

机遇之门

获奖以后，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计算机小组。计划用计算机这个新工具，去探索一个新领域：神经网络。

根据我当时能够查到的资料，只有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有几位研究者已经有研究成果发表，北大还没有人在这个领域发表过论文。

于是，我骑上自行车，直接去了中科院。

接待我的是郭爱克老师，十分和蔼可亲。听说我刚上大二，他劝我先专心完成本科课程，等大四准备考研时再来不迟。

感到自己被婉拒，我脱口而出：“郭老师，你们这缺编程序的人吗？我刚刚在全国编程大赛中获奖，可以帮课题组编写程序。”

当时他们课题组的成员主要是物理专业和生物专业，没有计算机方面的人。

郭老师听了，十分高兴地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团队。那扇原本准备关上的门，就这样重新打开了。

多年以后回头看，我觉得这次经历给我的一个提醒很简单：别人为什么要给你机会？除了热情，你还得有一点真正能帮上忙的东西。

进入真正的科研

1985年，我开始参与中科院神经网络的研究。

其中一个课题主要关注雄性果蝇怎样追逐雌性果蝇。研究人员用高速摄影记录追逐过程，再根据行为数据建立计算模型，分析这个很小的果蝇神经系统怎样处理位置和运动信息。

这个课题很让我着迷：一只小小的雄性果蝇，在空中追逐雌蝇时，它那个微小的神经系统究竟能处理多少信息？

我带着北大计算机小组的几个伙伴，一起参与模型建立、程序编写和数据分析。

在进一步研究中，我尝试用几个逐步提升的假设来探究雄蝇的追逐行为：它是否只根据目标雌蝇的位置和速度调整方向？是否还会感知并利用加速度信息？它甚至能不能感知加速度的变化率，也就是加速度的一阶导数，并据此调整追逐？

为了验证这些假设，需要通过计算模拟，再与实际数据反复比较、检验。

这让我第一次真正走进科研现场。不是在课本上接受已经确定的知识，而是在不完整的信息中提出假设，再想办法检验。

我们建立的雄蝇追逐计算机模拟与分析系统，获得了北大“五四”创新科学奖三等奖；后来进一步做的《雄蝇追逐的神经网络探究》，又获得二等奖。这个创新科学奖面向全校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评选。

获奖当然令人高兴，但更重要的是，我越来越确定，真正吸引我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大脑究竟是怎样工作的？人的生命和智能背后，究竟还有多少没有被理解的奥秘？

碰到世界前沿，也碰到现实条件

1987年，我国神经网络研究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北大成立了跨系的神经网络研究中心，无线电系、物理系和计算中心等不同专业的教师共同参与。

神经网络研究中心秘书长、无线电系余道衡教授了解到我已经在这个领域摸索了几年，邀请我参加该中心的研究工作，并主动提出做我的毕业论文导师。

1986年，Rumelhart、Hinton和Williams发表了关于误差反向传播的重要论文，推动了多层神经网络研究重新活跃起来。

余老师和我商讨，探索用这个算法去做一些模式识别方面的研究。我们最初想做印刷体汉字识别或语音识别，但很快遇到计算能力的限制。当时我们实验室使用的是8086微型计算机，速度很慢，一次较复杂的计算可能连续运行几天仍然得不到结果。

我们只好缩小问题，转而研究手写的阿拉伯数字识别。

这项研究工作后来形成论文，于1988年发表，成为我本科阶段正式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时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论文发表约一年后，1989年，杨立昆（Yann LeCun）等研究者在美国发表了利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识别手写邮政编码的研究，并逐渐发展出后来影响深远的工作。

提到这种时间上的接近，并不是想说自己当年与某种重大的科研成果失之交臂。以当时国内的计算条件、研究环境和国际交流条件，要在这一前沿方向持续做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困难非常大。

多年以后再回看，真正让我感慨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本科生，在1980年代的中国，也曾有机会触碰到世界科技前沿的问题。与此同时，计算设备、研究资料、交流条件和整体研究环境的巨大限制，也越来越现实地摆在面前。

现在回头看，如果没有那个学期末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我要赶紧换换脑子”，后面的许多事情也许都不会这么早发生。

从控制论，到计算机，再到神经网络，当时我并没有事先设计好的路线或计划。只是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一扇门后面又出现另一扇门。

那个力学100分没有成为学习的终点。恰恰相反，它把我送到了一个更大的未知世界的门口。

大学里的生命力——从习武到向内探索

进入北大以后，学习和探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与此同时，有一件从小学一直陪伴我的事情并没有停下来——习武。

十岁以前，我身弱多病。小学四年级开始习武以后，身体逐渐强壮起来，精力也越来越充沛。到了中学，我已经离不开武术了。

高中参加数学、物理竞赛时，每天下午和晚上都要做大量竞赛题，还要完成日常课程和作业，非常消耗体力和精力。但我还坚持习武。竞赛老师担心我练武影响竞赛成绩，还专门找我谈过话。我只好改为偷偷和几个拳友继续练拳，同时保持游泳、踢球各种体育活动。现在回头看，恰恰是这些运动，让我在高强度学习中还能保持旺盛精力，也还有富裕的精力研读先秦诸子著作、看各种喜欢的杂书、参加数理化竞赛。

所以，一进北大，我很自然地又开始寻找练武的地方。

找到北大的武术教头

没过多久，我就跟北大体育组教武术的王振华老师学拳。

王老师是当时北大专门教授武术的老师，大家称他“北大武术总教头”。他出身武术世家，自幼练武。第一次听他谈起自己习武的原因，我很有亲近感——他小时候也是因为身体太弱，家里人才让他学习武术。

这和我的经历太像了，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跟王老师学习的第一种拳是戳脚翻子。我从小生长在江西，以前接触的更多是南方武术。戳脚是王老师家祖传的，属于北方拳种，腿法很多，动作舒展，放长击远，对我很有吸引力。

王老师教拳也很有意思。他经常说一句话：“光说不练是嘴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

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王老师认为，教武术的人首先要有真功夫，不能只靠嘴说，只会耍嘴皮子，没真功夫的人是“嘴把式”。但如果只是埋头苦练，自己有功夫，却说不清楚为什么这样练、其中有什么拳理，就是“傻把式”。

所以他教我们拳，练一阵以后，常常让大家坐下来，讲戳脚的来历，讲腿法、手法、身法，讲为什么这样发力，实际运用时又是怎么回事。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当场问他。

先练，再讲；讲明白了，再练。

当时只是觉得王老师教拳很有水平。多年以后自己做教育，我越来越体会到“光说不练是嘴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这句话的分量。真正的学习，既离不开亲身实践，也离不开对其中道理的理解。很多东西，只在头脑里懂了，还不是自己的；只会重复动作，不知道为什么，也很难继续提高。

跟王老师学了几套戳脚以后，我又开始跟他学八极拳。

八极拳和戳脚又很不一样。它非常刚猛，强调瞬间的整体发力。练起来痛快，身体里的力量似乎一下子能够调动起来。

大学期间，我的身体状态一直很好，精力也很充沛。长期习武留下的身体协调、力量和运动习惯，竟然让我在大学一年下学期体育成绩成为全系第一。这是我们体育老师在校园遇到我时，十分高兴地告诉我的。

现在回头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武术对我的意义也在变化。

小时候练武，最直接的是让我从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逐渐变得健康强壮。到了中学，习武和各种运动，让我有更充沛的精力去承担学习、竞赛和大量阅读。

进入大学以后，身体已经不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旺盛的精力反过来支持我到处探索：上课、读书、参加计算机大赛、骑自行车去中科院做神经网络研究，同时还有精力继续练武。

那时我并没有关注“生命力”这个词。只是每天觉得精力很好，脑子闲不住，身体也闲不住。遇到有意思的事情，就充满热情去了解，去探究。

多年以后回头看，我才逐渐意识到，大学期间那些看起来十分旺盛的好奇心和行动力，并不是单独从脑子里冒出来的。一个长期健康、精力旺盛、充满热情的整体身心状态，在相当程度上为这些持续不断的探究提供了基础。

从外练到内练

不过，练八极拳以后，我也开始冒出新的问题。

八极拳的发力非常刚猛。我开始时喜欢那种力量充分爆发出来的感觉，但练得多了，又开始琢磨：这样长期刚猛地发力，对身体究竟好不好？

练拳多年，我们知道武术中有一种说法：“外练一张皮，内练一口气。”

那个“气”究竟是什么，我很好奇。我还想知道：人的身体里面究竟还有些什么奥秘？呼吸和身体状态是什么关系？人的意识和身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关于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讨论。对这些事情，我既好奇，又希望弄清楚。

我的专业是无线电，又在做计算机和神经网络研究。我甚至会想：这些人体中看不见、说不清楚的现象，能不能用现代科学来揭开其中的部分奥秘？我为此还专门去找过参与过特异功能研究的王楚系主任，了解当时北大在特异功能方面的研究进展。听了王楚老师的看法，我冒出一个念头：如果科学研究者自身也会气功或特异功能，可能会更有助于深入研究。

就在这时，大二暑假时我看到北大石松老师开气功班的消息，马上报了名。

王青松老师和另一扇门

石松本名王青松。他当时刚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北京气功圈已经颇有名气。

跟他学习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一种与过去练外家拳很不同的身体状态。以前练南拳、戳脚、八极拳，注意力更多向外：动作、力量、速度、协调。

练气功时，注意力是往身体里面走：呼吸与意念，调息和调心。

进入练功状态以后，我对身体的感觉变得比过去灵敏得多，开始感受到身体里面似乎有一种“气”在流动，并随着呼吸而运动。

这些都是我的主观体验。至于其中究竟是什么科学机理，我很想探究。

有一天，气功班的同学们请王老师帮他们看看身体情况。这时我才发现，参加这个气功班的不少人，是因为身体有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希望通过练气功得到改善。像我这样主要想修习内功，又想用现代科学去探究人体奥秘的，当时我没有遇到第二个。

等王老师给其他同学看完病后，我也上前凑热闹，请王老师给我也看看病。王老师认真看了我的手掌，说：

“你没有什么病。你看你手掌上的气血，比我的还旺。”

这当然只是一位气功老师当时的观察，并不是医学诊断。但听到这句话，我还是很高兴。小时候那个三天两头生病、父母一直担心养不大的孩子，到大学时，竟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气功老师都说“气血很旺”的年轻人。

这句话还是让我突然回想起自己十几年来身体的变化。

从病弱，到健康；从健康，到精力越来越充沛。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很远。

音乐响起以后

有个学期，我选修了一门西方音乐欣赏课。后来成为新东方联合创办人之一的徐小平，当时就是这门课的老师。

有一次练完气功以后去上他的音乐欣赏课，音乐响起来时，身体里面那种练功时感受到的“气”，似乎也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运行。这种体验很舒服，也很新鲜。

这门课的期末考试很有意思：一边听德彪西的一首乐曲，一边创作一首诗。

我一边听音乐，一边进入那种比较熟悉的气功练功状态。一会儿，文如泉涌，诗句好像自己就往外冒，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了，非常流畅。

那种感觉让我十分兴奋——创意竟然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

这门西方音乐欣赏课我得了95分。95分当然让我高兴，但真正让我记住这件事的，并不是成绩。而是那一次很奇妙、很独特的体验：

人的身体状态、意识状态和创造状态之间，似乎并不是彼此完全分开的。

当身体放松下来、注意力集中起来以后，人的感受、想象和创造，似乎也会发生变化。

那时我还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这些现象，更不会想到几十年以后，自己会长期探索专注力、心流、太极内功，以及身体状态和学习、创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生命真是太有意思了。这里面一定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两条路开始靠近

现在回头看，大学里的我似乎同时沿着两条路往前走。

一条路外向探索：从经典力学到控制论，从计算机到神经网络，我不断追问：一个复杂系统怎样运行？智能怎样产生？

另一条路向内寻求：从戳脚翻子、八极拳到气功，我开始感受身体、呼吸、意识之间那些过去没有注意过的体验。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这两条路连起来。

多年以后再回头，我才逐渐看清：

小学时，习武首先救的是一个病弱孩子的身体；中学时，它给高强度学习和竞赛提供了充沛的精力；到了大学，旺盛的精力又支持着我继续往身体、意识、大脑和智能这些更深的问题里走。

身体在成长，智慧也在成长。而两条路，已经开始悄悄靠近。

一群人托住了我的探索

现在回头看，一个人的生命力当然有自身的基础，但生命成长并不是封闭的。信任、关系、师长的认可、同伴的切磋，也会成为生命成长的重要滋养。

那时我身处其中，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

想参加计算机比赛，就去找系主任；想研究神经网络，就骑自行车去中科院；课题做出一点结果，获奖后又跑去评委教授家，登门请教、致谢。

奇怪的是，这些在各自领域已经很有成就的老师，没有一个因为我是青涩的学生，就把我拒之门外。

相反，他们往往比我自己还认真地呵护这些有些莽撞的探索。

系主任王楚老师超乎想象的支持

第一次让我强烈感受到这种支持的，是无线电系系主任王楚老师。

大一时，没有电脑，也不会编程，我拿着《中国青年报》上全国微型机程序设计大奖赛的通知去找他。王老师问明情况，马上打电话让教研组向我开放Apple II电脑。比赛获奖后，我又想成立计算机小组。我们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如果系里能够让我们在课余时间继续使用计算机，做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就已经非常满足。

没有想到，王老师给我们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想象。

1985年的微型计算机是非常昂贵的设备。一台计算机价格上万元，而那时一个大学老师每个月的工资大约只有一百元。无线电系总共也没有几台微型计算机。计算机房铺着防静电地板，为了防尘，进去还要换拖鞋。

王老师不仅同意向我们开放计算机房，还允许计算机小组使用系里的相关实验室、仪器、元器件。

他还主动拨给我们一千元活动经费。一千元，在今天听起来并不多。但在一个大学老师月工资一百元左右的年代，对几个本科生组成的课外兴趣小组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

系里还专门安排了一位年轻老师和一位资深教授，做我们的指导老师。

这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我们不过是几个喜欢计算机、想自己折腾点感兴趣东西的年轻学生，王老师却真的给我们腾出一块很大的空间，让我们折腾。

后来有一次，我十分偶然地遇到王楚教授在生物系上学的儿子。聊天时，他听说我是无线电系的，居然问道：“听说你们系有人刚刚拿了全国计算机编程大赛奖，你知道这事吗？”我十分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知道这事？他告诉我，他父亲是无线电系教授王楚，父亲在家里还讲过自己的学生参加计算机比赛获奖的事情。

我听了很感动。原来，对我来说只是年轻人精力用不完的一次课外探索，在王老师那里，却是值得回家去讲的事情。

多年以后自己从事教育，我越来越能体会这种支持的珍贵。

年轻人的兴趣刚刚冒出来时，往往还非常弱小，也不知道最后能够长成什么。

这个时候，一个老师如果只问：“这有什么用？”很多东西可能还没长出来，就被按回去了。

王老师没有先问我们最后能做成什么。他只是看到几个学生真正喜欢这件事情，就尽可能为我们创造条件。

后来我自己做教育时，一直很看重学生刚刚冒出来的兴趣、热情和探索欲。现在回头看，这种教育理念和习惯，也有王楚等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

拜访评委教授们

做果蝇神经网络研究以后，我的论文获得了北大“五四”科学奖。那时参加评审的，不少是各学科很有名望的教授。

我看到论文上有几位教授留下的评语，心里十分高兴，也很好奇：

这些做了一辈子科学研究的一流教授，会怎样看待、指点我这个年轻学生还很稚嫩的科学探索？

于是，我做了一件现在想起来有点冒昧的事情。我找到他们的地址，一个个登门拜访、致谢。

其中一位是力学系吴望一教授。

吴教授是我国流体力学和生物力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他的夫人温功碧教授也是力学专家。

我去拜访的时候，吴教授刚刚从美国回来，工作很忙。但这对教授夫妇并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冒昧登门的外系本科生，就简单应付几句。

他们把我请进家里，认真询问我为什么会从无线电、计算机一路跑到果蝇神经网络这个课题上，又耐心回答我的一些疑问，给我介绍他们正在从事的与生物相关的力学研究。

临走时，他们还很热情地对我说，欢迎我将来报考吴教授的研究生。

从他们家出来，我心里暖暖的。

一个大二、大三的学生，学术根底其实还非常浅，做出的研究也十分稚嫩。可这些已经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教授，并没有居高临下地看我。

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真正开始探索科学的年轻人来交流。

那种感觉，让我心里十分温暖。

张宗炳教授

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评委，是生物系的张宗炳教授。他是我国昆虫毒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早年曾任燕京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后来任北京大学教授。

我敲开他的家门，说明来意以后，看到的是一位十分和蔼、充满智慧的老人。

张先生把我请进客厅喝茶。

我们从我的果蝇研究谈起，谈生物学，也谈控制论。老人兴趣很广，透出十分深厚的人文底蕴，聊天时轻松、开朗，没有一点大学问家的架子。

我只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学生，他却很认真地听我讲那些还十分稚嫩的想法，并鼓励我继续做跨越生物、控制论、物理和计算机的探索。

那次拜访以后，我记住的是一位慈祥、睿智、非常喜欢年轻人的老教授。

二十多年以后，我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哲学家张东荪的文章，才知道张宗炳教授是张东荪先生的长子。继续深入了解下去，我越看越震惊。查到的资料显示，他和他父亲张东荪都曾遭受长期关押，他本人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下一度精神失常，连前来探监的母亲都认不出来了；他的两个弟弟张宗燧、张宗颖也在那个年代先后自杀离世，他的长子张鹤慈也经历过长期关押。

可是，我当年见到的张宗炳教授，身上几乎看不到那些巨大磨难留下的痕迹，反而十分儒雅、温和，让我很难把眼前这位老人和后来读到的那些经历联系在一起。

经历那些磨难以后，他重新回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北京大学留下的纪念资料显示，他一生开设过普通生物学、生物统计、昆虫毒理学等十多门课程，到了晚年仍然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

多年以后知道这些事情，我重新想起当年第一次敲开他家门的那个下午。眼前仍然浮现那位老人慈祥的神情。

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究竟要有怎样的生命力，才能从这样极端的灾难中重新站起来？

又要有怎样的胸怀，经历如此深重的磨难以后，还愿意用晚年的生命去做研究、教学生，对一个冒昧上门的年轻人如此友善？多年以后想到这些，我仍然会热泪盈眶。

过去我理解生命力，更多想到的是身体强健、精力旺盛、不怕困难、不断向前。

张宗炳教授让我隐约看到，生命力也许还有另外一种样子。经历巨大的打击以后，依然能够恢复；经历那些巨大灾难以后，依然愿意善待别人；自己的生命经历过可怕的黑暗，仍然乐意给年轻人一些光。

那时的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只是觉得，北大校园里有一些大家，让人见过以后，会终身难忘。

好老师给学生的支持

现在回头看，我在北大的许多探索，背后都有这样的师长。

谢麟振老师用一流的课堂和对旁听生一视同仁的态度，把我带进物理学十分迷人的地方。

王楚老师对一个不会编程的大一新生，不仅不觉得参加全国大赛是不自量力，反而给我打开机房，后来又给我们计算机小组开放实验室、设备和经费。

郭爱克老师没有因为我刚上大二就把我挡在门外，而是给了我一个进入科研课题组的机会。

吴望一、温功碧教授愿意花时间，认真和一个年轻本科生讨论还很稚嫩的跨学科研究。

张宗炳教授经历过我后来才知道的巨大人生磨难，晚年依然愿意坐下来，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喝茶聊天。

他们没有替我决定应该研究什么，也没有把我推到他们认为正确的路上。

更多时候，他们只是看到一个年轻人真的想学、真的想做，就帮一把，打开一扇门，给出一点空间，让我自己凭兴趣去探究。

多年以后自己从事教育工作，我越来越感到，年轻人真正的成长，首先得他有内在动力。

好的老师不需要把学生塑造成自己的样子，而是在恰当的时候，看见他、相信他、支持他。

现在回头看，后来我逐渐总结出的“成长三要素”——主动成长的自己、适合自己的优秀师长、可以共同切磋的伙伴——最早并不是从理论里来的。

很多年前，在燕园里，它们已经真实地发生过。

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把这些散落在生命里的珍珠串联起来。

看得见的路与越不过的墙

——从燕园走向现实世界

临湖轩

进入北大不久，我就拉着同学去找未名湖。

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我，对“湖”的概念和北方人不太一样。鄱阳湖、洞庭湖，才是我心目中的湖。边走边问，终于走到一个风景如画的水面旁边，我还以为只是未名湖的一个小角落。

绕着水面走了一圈，才发现——整个未名湖就是这么点大。

我顿时有些失望。

这么一点大小的水面，在江南水乡，大概也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池塘，怎么能叫“湖”呢？

后来在北京待久了，我才慢慢习惯北方人对“湖”和“海”的尺度。第一次去北海公园划船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原来“北海”也就这么点大，船多划几下，就到了另一头。

不过，去多了，我却越来越喜欢未名湖。更吸引我的，后来反而不是湖本身，而是湖边的一座小院——临湖轩。

未名湖南面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当时后院还可以进去。第一次走到那里，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站在后院往下看，未名湖尽收眼底。这里不像校园里其它地方那么多人，一走进去，似乎心自然就静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我喜欢在那里待着。有时练拳，有时看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愿意多待一会儿。偶尔还能遇到其他在那里练拳的同学。

白天在课堂、图书馆、计算机房和实验室里，脑子总在高速运转。到了临湖轩，身体反而慢慢静下来。练一会儿拳，看看湖水，再坐下来读书。

现在回头看，大学里的我一方面到处往外闯，另一方面似乎又本能地在寻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心静下来的地方。临湖轩后院恰好给了我这样一个空间。

当时我只是觉得这里舒服，并不知道临湖轩背后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后来逐渐了解到，这里曾经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长期居住的地方。

临湖轩原本是清代园林遗留下来的建筑。燕京大学建校以后，经过修缮，这里成为司徒雷登的住所。他并没有把这里完全变成只属于自己的私人住宅。司徒雷登校长经常在此接待师生、宾客，举行茶会和各种交流活动，一些校友的婚礼也曾在这里举行。

一个大学校长的住所，同时也是师生可以进入、交往的地方。这个细节让我想起自己在北大遇到的许多老师。

王楚老师愿意给新生打开计算机房；谢麟振老师认真对待一个去旁听的学生；吴望一、温功碧教授愿意让一个年轻本科生登门讨论科研；张宗炳教授也愿意坐下来，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喝茶聊天。

这些事情当然各不相同。多年以后回头看，我却越来越感到，它们背后似乎有某种相通的东西：教育并不只是课堂上的知识传递。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开放、信任、联接和关爱，本身就在滋养生命。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知道临湖轩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以后，我开始更多了解燕京大学和这个人。

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后来回美国读书，又回到中国。他把一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投入中国教育。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真正吸引我的，并不仅是燕京大学后来培养出了多少优秀人才。我更好奇的是：为什么一所存在时间并不算长的大学，能够形成那么有生命力的学术和人才环境？

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年轻时，我对这句话的理解还很浅。

那时的我，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喜欢力学，就去听谢老师的课；觉得经典力学把脑子带得太确定了，就去读维纳的《控制论》，想“赶紧换换脑子”；对计算机好奇，就去参加全国编程大赛；想研究神经网络，就骑自行车跑去中科院；喜欢武术，就在临湖轩后院继续练拳。

现在回头看，“因真理，得自由”这几个字，和我当时那种到处探索的生命状态，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至于“以服务”，那时的我还没有真正理解。

我不想把后来的人生倒过来解释成某种早已注定的安排。大学时代的我虽然有理想，但并不清楚自己的人生使命。司徒雷登对我来说，更多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前辈；临湖轩只是一个我喜欢读书、练拳、安静待着的地方。

但人生有时很有意思。有些地方，当时只是喜欢；有些人，当时只是敬佩；有些话，当时只是觉得说得真好。很多年以后再回头，才发现它们已经在心里埋下了种子。

看得见的路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越来越确定，神经网络是自己真正喜欢、渴望长期研究的方向。

从大一寒假读维纳的《控制论》，到参加计算机编程大赛，再到骑自行车跑进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我已经在这条路上摸索了两三年。做过一些初步研究，有了论文，也获得过一些创新奖项。越往里走，我越觉得这个方向真正吸引我。

问题也随之而来：大学毕业以后，下一步到哪里继续深造？

有一天，我问在生物物理所一起做神经网络研究的一位北大师兄：

“以后我想继续做神经网络，读研究生是考北大好，还是考中科院好？”

他比我高好几届，对北大和中科院都很熟悉。他没有回答北大，也没有回答中科院。

他说：“美国。”

我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一遍：“我是问在国内读研究生，北大和中科院哪个更好？”

他看着我，斩钉截铁地说：“美国！美国！”

这下我更不明白了：“为什么只能去美国？”

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宏大的道理，而是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老板（导师）和小张的老板，两个人平时说不说话？”

我想了想，好像真的很少看见他们交流。

师兄告诉我，两位教授原来关系并不坏。前些时候单位里只有一个涨工资名额，每个月可以涨五元钱。最后这个名额给了他的导师，另一位教授没评上。

从那以后，两个人就不怎么说话了。起因只是每个月五元钱的涨工资机会。

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

师兄接着说：“你去过我老板家，应该知道他们一家三代挤在筒子楼里。一个月工资还不到一百元。我们做科研，连复印国外论文的费用都没有保障。这样的条件，怎么做神经网络？”

他说得很直接：“如果你真想做科研，就得去美国。”

这条路一下子变得很清晰：如果希望继续深入研究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最好到当时研究条件更好的美国去。

路看见了。可很快我发现，在我和这条路之间，还横着一座很难翻越的山。

三道几乎过不去的关

第一道关，是钱。

申请美国大学，需要考TOEFL、GRE，要交考试费、大学申请费，还要购买资料，把一份份申请材料寄到国外。全部算下来，要几千元人民币。

今天看起来，这也许只是一笔普通的留学申请费用。但那时父母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百元，要养一家五口，还有两个弟弟正在读书。几千元，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根本拿不出来的巨款。

即使向亲朋好友借钱，把申请费用凑出来，后面还有第二道关：奖学金。

我专门去请教去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的谢麟振老师。他告诉我，我们无线电专业在美国大致对应电子工程，也就是EE。这个专业美国本土学生也很愿意读，外国学生获得全额奖学金很难。

“你暂时不要考虑这条路。”谢老师很现实地劝我。

这是我当时得到的判断。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还可以有别的申请路径，比如申请一些基础学科，如物理专业等，再寻找进入相关研究方向的机会。那座山并不是完全没有路。只是1987年的我站在山脚下，并不知道那些路在哪里。

而且，即使借到钱、考完TOEFL和GRE，也幸运地拿到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还不等于一定能够出国。

这是第三道关，也是当时让我感觉最无力的一道关。

按我当时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自费留学办理护照非常困难，很多人需要通过公派渠道才能真正出去。中科院和我一起做研究的几位北大师兄中，就有人已经拿到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公派名额，折腾了很久仍然办不下护照。

他们比我年长，已经在中科院读研究生，有科研单位、有导师，条件比我好得多。即便如此，路还是那么艰难，充满不确定性。

而我是一个从江西县城来到北京读书的本科生，在北京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和资源。看到他们的处境，我很难相信自己会比他们更容易。

三道关叠在一起：申请的钱家里难以承担；EE全额奖学金机会渺茫；即使拿到奖学金，能不能顺利办成出国手续，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为了我自己的科研理想，让父母砸锅卖铁、到处借钱，去赌一个成功几率很小的机会，我无论如何不能向家里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时心里甚至冒出一句很重的话：这样做，天理难容。

现在回头看，那时我还不会说什么“生命智慧”，但心里已经有一条很朴素的边界：真正值得追求的理想，也不该让身边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他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虽然后来我知道这并不是一堵永远无法越过的墙。有人找到了路，我自己后来也出国留学了。

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它就是一座看得见山顶、却看不到登山路的高山。

科研理想背后的另一面

更让我苦闷的是，我已经比一般本科生更早走进了真实科研环境，也因此更早看到了国内科研生活的另一面。

我在中科院做课题，认识一些研究生和老师。研究经费很少，有时连复印国外论文都要精打细算。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更需要计算设备和实验条件，而这些在当时都非常紧缺。

生活条件同样艰难。我去过一些老师家，一家三代人挤在筒子楼里狭小的房间里。北大还有年轻教师留校几年，结婚时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请同宿舍的同事暂时搬出去一两个月，让新婚夫妇有个住处；同事回来以后，又得重新想办法。

我们无线电系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五十岁左右、正值年富力强的老师英年早逝。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特殊年代里耽误了很多宝贵时间。重新有机会做研究以后，恨不得把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一边是科研和教学，一边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和生活都处在长期高负荷中。

年轻时的我精力充沛，总觉得只要真喜欢一件事情，多投入一点，总能找到办法。可是看着这些老师和师兄，我第一次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人的精力和生命并不是无限的，科研也不是只有热爱和聪明就够了。

再好的理想，也需要现实条件支撑。尤其是实验科学，没有设备、资料、经费和一个能够长期安心工作的环境，很多想法根本没有条件深入做下去。

我明明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却同时越来越看不清怎样才能沿着它一直走下去。

那是我大学四年里最为苦闷的一段时间。

一条自己并不想走的路

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选择，其实只有两个：考研究生，或者找工作。直接出国，对当时的我几乎不在可行选项之中。

如果将来还想做科研，考研究生当然看起来更顺理成章。于是，我还是报考了研究生。

可是，真正开始准备以后，我心里一直十分纠结。

因为我已经在中科院待了几年，太清楚自己接触到的那些研究生正在过怎样的生活。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出国，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用来做真正喜欢的科研，而是背英语、考TOEFL、GRE、联系美国学校，再想办法寻找公派机会。

有的师兄已经拿到了很好的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却仍然因为出国手续迟迟办不下来而困扰。

我会问自己：难道我接下来宝贵的三年，也要这样度过吗？

二十出头的几年，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神经网络这个真正热爱的方向，却可能要把很大一部分青春用在考试、申请、等待和寻找公派出国机会上。

我心里很不甘。

可如果不读研究生，我又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工作。

所以我还是准备考研。就考试本身而言，我并不觉得会特别困难。真正难受的，是一边准备，一边清楚自己对走这条路十分纠结。

过早进入科研，给了我很多难得的学习和科研训练机会，也让我尽情探索过，还提前找到了真正喜欢的方向。可是有利也有弊：我也因此比同龄人更早看见了自己将要面对的那些现实困境。

有些东西，如果不知道，有时反而简单。知道以后，再假装看不见，就不可能了。

后来我逐渐明白，对事情了解更深，有时并不会立刻让人更轻松。看清更深层的现实以后，原来那些简单的选择反而消失了。这时，光有热情和努力已经不够，还需要看清限制，在更复杂的现实中重新寻找出路。

一门意外考砸的科目

考研结果出来后，出乎我的意料。

总体上我考得并不差，总分也还可以，但有一门课彻底考砸了。

知道结果的时候，我当然吃惊：怎么会把这一门考成这样？

可奇怪的是，吃惊之外，心里似乎还有一点说不清的感觉。那段时间我一直那么纠结地准备考研，内心深处并不愿意把接下来的几年耗在这条路上。考试失利以后，我甚至隐隐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老天也不希望我继续往这条路上走？

现在回头看，我当然不能把一次考试失利解释成什么命运安排。考试就是考试，失利也有具体原因。

以前遇到挫折，我更习惯想办法直接把它扳回来。这一次考研失利，我没想再考研，也没有再纠结，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那扇门既然暂时关上了，我开始认真看另外的门。

距离毕业只剩几个月。一个新的问题一下子摆到眼前：我到底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原来还有实验室之外的世界

其实，在我为未来科研道路苦闷的时候，另外一扇门已经悄悄开过一次。

大学三年级时，我在校园里看到一张招募大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的通告。组织者是四通集团社会发展研究所，调查的主题是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经营状况。参加调查可以报销交通费用，我正好暑假要回家，就报了名，准备利用回江西的机会顺便做做调查。

当时我对企业、市场和商业几乎一无所知。几年里的主要精力都在课堂、图书馆、计算机房和中科院实验室里。报名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改变什么，只是觉得既然眼前科研的路一时看不清，不妨出去看看。

回到江西以后，我到南昌走访了几家民营企业。那是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地了解刚刚兴起的民营经济。

这些企业没有多少启动资金，钱主要靠家人、朋友东拼西凑，或者靠做生意一点点滚起来。银行贷款很难轮到他们，各方面条件也远没有后来成熟。市场需要什么，就想办法做什么；这个办法不行，就赶紧换另一个办法。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就真的可能活不下去，没有人替他们兜底。

但是，走进这些企业，我却感受到一种很强的活力。

过去在实验室里，一个研究问题是否值得做，我首先想到的是它有没有科学价值、有没有创新性。

到了企业才发现，现实世界还有另外一套问题：有没有人真的需要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做出来？有没有竞争力？资金能不能周转得过来？产品做出来以后，谁来买？

这和解一道物理题、写一个程序完全不同。但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十分新鲜。

这些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实验室之外的另一种生命力。

组织这次调查的四通公司，也开始进入我的视野。当时的四通已经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它依靠中文打字机等产品，在市场上发展得很快。

过去我一直误以为，高科技主要应该在大学和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里生长。四通让我第一次看到：原来高科技也可以在企业里做。

当然，那次调查结束以后，我并没有产生“毕业去四通工作”的想法。我的兴趣仍然在神经网络和科研。

只是实验室围墙外面的那个世界，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到底该去哪里？

考研失利以后，这个以前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突然变得十分现实。

我和一位同班同学首先跑到四通人事部门问过。既然以前参加过四通的社会调查，它自然是我能够想到的一家高科技企业。

得到的答复却十分明确：四通是民办企业，当时没有办法为外地毕业生解决北京户口，因此不能接收我们。我们两个人都是外地户籍。四通这条路，也暂时走不通。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体会户口在当时大学毕业分配中的分量。对一个外地学生来说，一家单位能不能接收户口和档案，常常直接决定了它是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去向。

我只好开始广泛地找工作。

一类是体制内的研究所。和我们专业比较对口的，我申请了机电部第十六所。

另一类是当时中关村刚刚兴起的高科技企业。所谓“两通两海”在那时很有名。我申请了信通、科海等单位，也接触了一些中科院背景的高科技公司。

北大方正集团当时也刚刚发展起来。可能因为老师们知道我这些年做过一些创新项目，他们的一位副总裁还专门到宿舍来找我，希望我加入方正。有人主动上门做工作，我当然十分感激。

信通集团当时在《中国青年报》上登了大幅的招聘广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它是中科院背景的公司，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而且在当时名气很大。

我们无线电系有一批同学一起去参加信通的选拔。后来我听说，在我们这届本科生里，最后拿到信通面试并获得录用通知的只有我一个。

与此同时，十六所、科海集团、中科院科理高集团等几家单位也先后给了我offer。

一下子手里有了好几个选择。

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因此变简单：我到底想去哪里？

“你到底想去哪儿？”

有一天，无线电系负责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郭瑛老师在校园里碰到我。

她问我：“杨宇光，你到底想去哪儿？怎么拿了这么多offer？”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其实，我之所以申请这么多地方，恰恰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去哪儿。

十八岁进北大时，面对一门喜欢的课、一场编程比赛或者一个神经网络课题，我的反应往往很直接：喜欢，就去做。

可是四年以后，站在毕业的路口，问题完全不同了。

这次选择的不是下一门课、下一个科研课题，而是毕业以后几年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未来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大学里我越来越会解决难题；到了毕业时，我第一次发现，人生中有些重要问题根本没有标准答案。我必须在有限的信息和现实条件中作出选择，并承担它的结果。

这一次，没有哪一个选项让我一眼就觉得：“就是它了。”

我只好一个个去了解。

选择一条现实道路

机电部十六所是比较传统、也比较稳定的体制内科研单位，专业和我也对口。拿到录用通知书以后，我专门去了好几趟，想了解在那里工作到底是什么样。

正好有一位师姐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也让我比较具体地了解到一个年轻人在体制内研究所里会怎样工作和生活。

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自己不太适合那里。

一方面，我已经习惯了到处探索、快速学习、自己寻找新问题；另一方面，我心里仍然没有放弃将来出国继续研究神经网络的想法。我担心进入体制内研究所以后，未来如果再有出国机会，手续会更加困难。

相比之下，新兴高科技企业虽然也有很多未知，却似乎更灵活一些。

最后，我在手里几份offer中选择了信通。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我已经认定信通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地方。

信通当时名气很大，有中科院背景，可以解决北京户口；更重要的是，公开招聘竞争很激烈，我们系一批人去申请，我最后拿到了录用机会。似乎这个机会来得不容易。

1988年夏天，我离开燕园，踏入社会。

第一份工作

1988年夏天，我离开北大以后，第一份工作去了信通公司。

信通有中科院背景，在当时的中关村名气很大。公司也敢于用人，刚进去不久，就让我独立负责一个大型质谱仪项目中的计算机系统。

这对我并不陌生。大学几年，我一直在和计算机、信号处理、神经网络打交道。真正开始做以后，我也很快把自己负责的计算机系统一步步做了起来。

可是，越往下做，我越清楚地看到一件过去在学校里不容易看到的事：把自己负责的技术做好，并不等于整个产品就能做成。

质谱仪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精密仪器。除了计算机系统，还涉及精密机械、加工工艺、检测、系统集成等许多环节。以当时项目具备的条件，其中一些关键环节很难真正达到要求。我做的质谱仪计算机系统部分相对独立，复杂度还不算高。但整台质谱仪有几个技术瓶颈，难度系数非常高，全球能做出质谱仪的企业屈指可数，80年代的中国似乎还缺乏做出高精密质谱仪的基础。信通集团做出开发这样高精密仪器的决策似乎有些官僚，不切实际。

这是我走出校园以后很早遇到的一次现实教育。我逐渐感觉到，信通集团的国企组织机制和比较官僚的决策方式，让我看不到希望。事实上，信通集团在我离开不久就因自身决策上的严重问题受到重创，一蹶不振。

加入信通没几个月，四通集团孙总通过北大校友约我面谈。了解下来，我觉得那里的环境可能更适合当时的自己，于是离开信通，加入四通集团。现在我还是应该感谢信通集团对我这样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应届生的培养和信任，并帮助我解决了北京户籍。

空无一物的实验室

入职四通时，面试我的是集团高级副总裁孙强。当时四通的中文电子打字机已经取得很大成功，集团正在寻找新的增长点，医疗电子产品被认为是一个值得重点考虑的方向。

我在北大做过计算机、神经网络和生物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又有信通独当一面从零做出质谱仪的计算机系统的经历。孙总想让我牵头研发医疗电子产品。

上班第一天，我才知道，医疗电子产品研发团队，只有我一个人。

我在办公区里找了一圈，想先看看实验室在哪里。最后发现，留给我的只有一间空办公室。没有实验台，没有示波器，甚至连一只万用表都找不到，更谈不上电路板和元器件。

我马上去找直接上司孙总。孙总听完，并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他告诉我，四年前他们创办四通时，连办公室都没有。几个人先把电脑搬回家，各自在家里编写程序；需要联合调试时，就临时租一间旅馆，把机器和人员集中起来，一起工作几天，调试完以后，再各自回家修改。

“实验室你自己筹建。需要哪些设备，列个清单，我来批。但做什么产品、怎样做，要靠你自己。”

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回到那间空荡荡的实验室。

又遇上一个出乎意料的新挑战，令我十分兴奋。

做什么产品，购买什么设备，从哪里开始，今后需要怎样的团队，所有问题一下子都摆在面前。

这不像一份已经安排好任务的产品研发工作，更像是把一块空地交给我，让我自己从零开始设计、创建全新的大厦。

现在回头看，四通当时给我的，不只是设备和经费，更是一种很难得的信任：事情交给你，就让你自己去找方向、找办法，也允许你在过程中试错。

当时的我当然没有想这么多。

我只是觉得，既然进来了，就先从眼前第一个问题开始解决。

现在回头看，这间空屋很像我真正走进现实后的第一张白纸。旺盛的生命力让我看到空白时不是退缩，而是兴奋：没有现成答案，就自己去找；没有条件，就一点点把条件创造出来。只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现实世界会很快告诉我，光有这股向前冲的力量还不够。

产品从哪里开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思考，我决定先做一款小型便携式心电信号记录仪。

当时，医院使用的动态心电仪大多从美国进口，价格昂贵。患者佩戴后，要连续佩戴二十四小时，再由医生分析、诊断。

日本市场上已经出现一种更小、性价比更高的心电信号记录装置。患者平时把它带在身边，当感到胸闷、心慌或者心脏不适时，可以马上记录当时的心电信号，再带到医院交给医生分析。

这个需求一下子打动了我。

心脏不适常常是随机出现的。病人真正难受时，医生未必正好在身边；等赶到医院，异常信号可能已经消失。如果能有一个像香烟盒一样大小的仪器，随身带着，需要时按一下，就可能捕捉到最关键的那段信号。

这不只是一个在实验室里有趣的问题。它有可能真正帮助病人，也能帮助医生看到那些在医院里未必及时捕捉到的异常。

产品方向确定以后，我开始筹建实验室，购买设备，寻找元器件，也不断去医院了解医生真正需要什么。

大学里做课题，主要面对算法、论文和实验数据；进入企业以后，我才逐渐发现，研发商品和完成实验室项目完全不同。

实验室里的装置，只要证明设想可行，往往就已经有价值。商业产品却不能只在实验台上偶尔工作。它必须稳定、可靠，操作方便，经得起反复使用，还要考虑体积、耗电、外壳、生产、维修以及医疗器械相关的管理流程。

那时的我刚刚迈出校门，没有商业产品研发经验，也没有多少社会经验，更没有一个熟悉医疗电子产品的前辈在身边指导。

很多困难，都是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冒出来。

示波器上消失的心电信号

最开始，我设计了一套心电信号采集和放大电路。

用信号发生器作为信号源时，电路工作得很好。放大后的波形清清楚楚地显示在示波器上。

我很高兴，以为最关键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可当我把电极接到自己身体上时，示波器上的信号却消失了。

我重新检查线路，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再接回信号发生器，波形马上又出现。

接电子信号源，电路输出有信号；接人体，没有信号。

我反复试了几次，结果还是一样。

人体心电信号为什么进不了已经调试好的放大电路？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找不到人可以请教。情急之下，我骑上自行车赶回北大十三斋，去找无线电系的唐镇松老师。

虽然已经毕业，遇到真正弄不明白的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回学校找老师。

唐老师听我介绍完情况，了解到我做的是医疗电子产品，马上打电话联系了心理学系的一位教授。他告诉我，这位教授做过生理电信号的采集和分析，可能会有帮助。

我又赶到心理学系去请教。

那位教授听完以后，估计有几种可能原因：人体心电信号十分微弱、电极接触不好以及输入阻抗不匹配。他建议我查阅生理电信号采集方面的资料，特别注意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匹配，还提醒我：采集人体心电信号时，电极与皮肤之间不能忘记涂导电胶。

我回到实验室，按照老师的提醒重新查资料、修改电路、处理电极接触问题。

终于，真正的人体心电信号清晰地出现在示波器上。

看见屏幕上的心电图波形跳动，我非常兴奋。

走出校园以后，我才越来越感受到，北大给予我的并不只是一张毕业证书。遇到困难，那些老师仍然愿意放下手里的事情，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打电话、找专家、指一条路。

许多年过去，这份感激一直留在我心里。

那段时间，为了尽快做出第一个产品，我干脆搬进实验室，吃住都在那里，一周工作七天。

白天寻找元器件、画图、焊电路，晚上继续调试。整栋楼逐渐安静下来后，实验室里只剩下仪器和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

遇到问题，就继续查资料、改电路、重新试验。

那时并不觉得辛苦。每天都有新问题，也每天都能向前推动一步。我沉浸在产品一点点生长出来的过程里，常常忘记了时间。

经过大约三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第一台原型机终于能够记录和回放心电信号。

一个人做不成产品

市场需要的不是一台能够工作的实验原型，而是可以生产、销售，并且能够让医院和患者可靠使用的产品。

原型机做出来以后，不少新的问题接连出现。

体积还要缩小，耗电量需要降低，信号存储和回放方式需要改进，产品需要一个美观耐用的外壳。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医院试用、专家评审、医疗器械的管理流程，以及今后怎样生产和维护。

这些事情，我一个人已经承担不下来。

这是我离开学校以后第一次十分具体地意识到：一个人再有精力、再肯干，也有自己的边界。真正的产品，需要不同能力的人一起把它做出来。

孙总建议我开始组建团队。

那时，我离开大学只有几个月。第一个产品刚刚有了一点实质进展，就开始面对另一个完全陌生的问题：怎样招人，怎样建团队，又怎样带领比自己更有资历的人共同做事？

招聘广告登出去以后，我陆续面试了一些人，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后来我打听到，还可以在四通集团内部招聘。经过寻找，终于有一位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毕业的四通员工通过内部面试，加入我的团队。

第一次和他面谈时，我心里其实有些压力。

他的学历、资历、年龄都比我高，而我刚刚大学毕业几个月，却要负责整个新项目，还要管理比自己资深的同事。

好在真正开始讨论工作以后，我们很快回到了产品本身：现在最缺什么？他能够承担什么？我们怎样配合，才能把这个实验室产品真正做成可以使用的商业产品？

这些具体问题，使我逐渐放下对学历和资历的顾虑。真正需要判断的是：怎样让每个人发挥所长，共同把产品做出来。

研发团队初步建立以后，产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继续向前推进。

电路一遍遍修改，体积一点点缩小，信号存储和回放功能逐渐完善，外形也开始有了真正产品的样子。

今天回头看，我仍然惊讶于当时四通用人的胆量。

一个没有任何商业产品研发经验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可以负责开辟一个新领域；产品刚刚有一点眉目，又可以自己招聘人员、组建团队，甚至带领学历和资历都比自己高的员工。

这样的信任，对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几乎超出了我的想象。

看着产品一点点完善，我觉得它就像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它从无到有的每一步，我都亲手参与。

空屋变成了实验室。图纸变成了电路。电路又逐渐变成一台可以进入医院试用的产品。

后来，医院试用后的反馈很好。产品通过了专家评审，一些技术指标甚至超过了日本同类产品。

那时我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第一个产品终于完成了。

接下来，应该由集团的生产和销售部门接手。我可以回到自己熟悉和喜爱的研发工作，继续做下一个产品。

可现实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好产品，还不能急着生产

产品通过医院试用和专家评审以后，我原以为这个产品研发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似乎只要交给相关的生产和销售部门，我就可以继续去研发下一个产品。

孙总却提出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建议：这个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由我继续负责。因为整个四通集团只有我这个团队在做医疗电子产品的研发，其它团队做的事情和医疗电子无关，没有条件做这个新产品的市场和销售。

这意味着，我不再只是把产品做出来，而是要负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相关的所有事情。

我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不能马上答应。那几天，我反复想这件事。

一方面，这个小小的心电记录仪已经像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从一间空屋开始，到实验室、原型机、医院试用和专家评审，每一步都是我们一点点做出来的。我不愿意在它刚刚能够站起来的时候转身离开。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变化比“舍不得”更深。做产品的这几个月中，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一项技术如果真的进入医院、帮助医生看到原来难以及时捕捉的心电异常，它对病人是有直接价值的。

大学里我曾经把科研看得很重。那几年也读过大量论文。真正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开辟一个时代的成果，当然遥不可及；像维纳的控制论那样开启一个重要新方向，也是凤毛麟角。更多研究，是在已有问题上向前推进一点。

我开始问自己：如果未来只是多发表几篇这样的论文，与把一个真正有用的医疗产品做出来、让医生和患者实际获益相比，哪一种创造更值得我投入生命？

这个问题没有让我马上放弃科研。但我的价值判断已经开始悄悄移动。我第一次不只问“自己最喜欢研究什么”，也开始问“自己做什么，能够给身边的人和社会创造更真实的价值”。

再加上这个产品已经像自己的孩子，我最后去找孙总，答应把生产和销售的职责也承担起来。

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已经不只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它背后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价值判断：热爱仍然重要，但我开始把“能不能给别人创造真实价值”放进自己的选择里。生命力不再只是追着自己喜欢的问题往前跑，也开始有了一个需要智慧回答的问题——宝贵的生命能量究竟应该用到哪里。

孙总鼓励我说：“第一次失败，我无条件支持你。若连续两次失败，咱们再坐下来复盘、分析。”

这句话让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但真正开始往市场走，我很快发现：产品做得好，并不等于就应该马上生产。

柜台上落灰的医疗器械

我先去医院了解销售渠道。医生告诉我，医疗器械采购主要由医院的医疗器械科负责；医疗器械科又告诉我，他们主要从医疗器械公司采购。

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去找北京市医疗器械公司。

走进去以后，我看见柜台里摆着不少医疗设备。有些东西显然已经放了很久，甚至蒙上了灰尘。

我拿出自己的样机，认真介绍它的用途和医院试用情况。对方的态度并不差，但回答很简单：新产品可以放在这里，有医院想买，我们当然会卖；至于怎么推广新产品，他们也不会。

聊了一圈，我逐渐明白了。当时医疗器械销售渠道主要是国营体系，对一个全新的产品，没有动力去推广。

这让我一下警觉起来。

便携式心电记录仪体积很小，如果真正商品化，需要做外壳模具。开模成本不低，只做少量很不合算，通常要一次生产几千台甚至更多，才能把成本摊下来。可如果销售渠道根本推不动，一次生产几千台，最后很可能变成一堆库存。

这是我的第一个产品，也是我第一次要为生产和销售结果负责。孙总虽然说第一次失败会支持我，但我不能因为产品技术指标很好，就把几千台机器做出来，再等着市场证明自己错了。

回到公司以后，我决定先不投产。

这个决定其实很重要。过去做科研，证明技术可行往往已经算成功；现在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进入现实以后，“做得出来”和“值得大批量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中体会到，创造并不等于死守最初的设想。真正需要坚持的是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方向；至于原来的产品形态，如果现实已经说明走不通，就应该停下来重新想。生命力给了我继续寻找的劲头，现实则逼着我学会转弯，适应现实，而不是期待现实来适应自己的主观愿望。

电视里突然出现的一条路

可是，不生产这个已经做好的产品，下一步怎么办？

我一时也没有答案。那些天脑子一直在转：前面的技术已经做成熟了，能不能换一种产品形态，让它更容易进入市场？

有一天看电视新闻时，无意间看到一个单位正在用一套进口设备，为一批人做电脑化的心电检测和健康评估。

我立即联想到自己的产品。

这套系统里最核心的心电信号采集、放大和处理，我已经做过，而且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真正缺少的，是后面的诊断分析软件。

如果能找到已经有成熟心电图诊断软件的合作方，我就不必从头再开发一整套医学诊断系统。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马上开始找。

后来终于找到一家已经有相关诊断软件的单位。我去和他们谈合作：他们提供成熟的软件，我方负责心电信号采集硬件、计算机系统和整机产品；每装一套系统，我向他们购买一份软件使用权。

几轮沟通以后，双方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于是我把原来便携式记录仪中已经成熟的心电采集部分重新设计成一块PC插卡。这样反而简单了许多：不用再拼命缩小体积，也不用先开模生产几千个产品外壳。

PC卡做好后，插进微型计算机，再装上合作方的诊断软件，一套新的电脑化心电诊断系统很快就形成了。

后来回头看，从便携式心电记录仪改成PC心电诊断系统，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产品创造。它不是凭空冒出一个新点子，而是把已经成熟的心电采集技术、第三方诊断软件、标准微型计算机和四通的品牌重新组合起来，同时避开开模、大批量生产和库存的风险。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换一个新思路，就有了新的局面。

我查了一下，当时国内还没有同类产品，进口系统价格又很高。四通在全国已有相当强的高科技品牌影响力，我直觉上觉得，这个产品很可能有市场。

一本医院名录

下一个关键问题：怎么卖？

我没有任何销售经验。医疗器械公司的那条传统渠道已经让我失望，难道只能一家医院一家医院骑车去跑？

有一天逛书店，我无意中翻到一本全国县级以上医院名录。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医院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

我一下如获至宝。

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本普通通讯录。可在八十年代，没有互联网，查找全国医院的信息并不容易。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几乎就是一张可以直接找到客户的地图。

我马上把书买回去，自己设计产品介绍资料，印成彩色宣传册页，然后按照名录上的地址，一家一家寄。

那一次，我们向全国县级以上医院寄出了三千多份产品资料。

办法很笨，却真的开始有了回音。

有医院打电话来咨询，有人直接到北京来看设备，也开始陆续有医院购买。第一批产品就这样卖了出去。

无意中发现的那本医院名录，帮助我在那个年代创造性地尝试了直邮销售。我从来没有做过销售，甚至内心原本还有些排斥经商。传统渠道走不通，我只好重新问：如果没有销售队伍，也没有人替我推广，能不能直接找到真正需要产品的人？把三千多家医院的地址变成一条直接通向客户的路，当时简直是神来之笔。现在看来，其实这是很朴素的直邮；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对我却是一条完全陌生、也颇有创造性的销售路径。

我们把整套系统定价在四万多元，明显低于进口同类设备的价格。当时一台微型计算机本身就要一万多元；我们自己开发的PC心电采集卡和购买的软件，每套直接成本只有一千多元。标准电脑可以有订单以后再采购，因此也不用压很多库存。

每卖出一套，销售收入与直接硬件、软件成本之间都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更重要的是，研发、生产、销售开始形成一个能够继续运转的正向循环。

现在回头看，这其实已经不只是在“做一个产品”。从发现需求、做出技术，到判断原产品不能贸然量产，再重新设计产品形态、寻找合作方、制定价格、寻找客户，最后把产品销出去，把资金收回来，这是一场很紧凑、却相当完整的高科技创业实践。

而我当时并没有学过商业，也没有创业计划。很多办法都是问题走到眼前以后，一点点逼出来的。

最让我庆幸的，不是第一批设备赚了多少钱，而是我没有因为那个便携式记录仪技术上已经成功，就急着把几千台产品生产出来。

如果当时只相信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判断，而没有真正走出去看销售渠道，那个“成功产品”很可能变成一次昂贵的库存失败。

现实逼着我学会了一件新的事情：创造不仅需要把东西做出来，还要不断检验——谁真正需要它？通过什么路径到达他？这个路径可能走不通时，能不能改变产品本身，再找一条路？

从一个产品到一家公司

这套电脑化心电诊断系统逐渐打开市场以后，事情又往前走了一步。

四通集团决定成立一家专门发展医疗电子产品的新公司——四通集团北京立通电子有限公司。

我原来只想做科研。后来被现实推着做产品；产品做好以后，又主动承担生产和销售；原来的销售渠道走不通，就把产品重新设计，再自己寻找客户；产品开始赚钱以后，又要面对团队、服务和公司经营。

从北大毕业到这时，仅仅一年多。

那时我年轻，精力十分充沛。遇到问题就想办法往前走：没有实验室，就建实验室；产品不能贸然量产，就先停下来重新想；传统渠道走不通，就换产品、换渠道；没有销售团队，就自己找客户。

但和大学时代相比，已经有一点东西悄悄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我更容易被“这个问题有没有意思”“这个技术够不够新”吸引。现在，我越来越会追问另一件事：它到底能给谁创造价值？怎样才能真的到达这些人？

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对燕京大学那句“以服务”第一次真正的实践。不是止步于自己研发的产品或技术有多好，而是愿意走进医院和市场，听真实需要，再让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去服务用户。

理想进入现实以后

大学毕业以前，我对创造的理解，主要是提出新的想法，解决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做出过去没有的东西。

第一份工作让我逐渐看见，真正进入现实的创造，要复杂得多。

技术上的可行，只是开始。产品还要经过真实使用、生产、销售和服务；有时甚至产品本身不错，产品形态和进入市场的路径却必须适应现实情况。

现在回头看，那几年我的生命力仍然表现得很直接：遇到问题就往前做。但仅有这股劲已经不够。真正进入现实以后，我开始学习在热爱和价值之间作判断，在坚持和转弯之间作判断，也开始为资金、库存、团队和最终结果承担责任。

现在回头看，这几年很像一条不断向前的双螺旋。旺盛的生命力让我遇到问题就想继续做、继续找办法；一次次真实碰壁，又逼着我看见边界、重新判断、改变方法。新的智慧反过来又让这股劲不只是往前冲，而是越来越能转向更可能创造真实价值的地方。那时我当然不会把它叫作“生命力×智慧”，但它已经在第一份工作的每一次选择里发生。

那个最初像香烟盒一样大小的心电记录仪，最后没有按照原样大批量生产。可它并没有失败。正是它让我掌握了核心技术，也逼着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一个技术成果怎样经过现实的检验，重新长成一个能够被社会接受的产品。

风暴突来

那时，我原本以为，自己以后会一直在中国医疗电子领域做下去。

产品已经做出来并进入市场，自己创立的公司也成立了。我刚刚学会怎样把技术、产品和经营联系起来，眼前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以继续做。

一批年轻人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可是，时代的风暴突然袭来。

此后，外部环境和集团内部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四通也随之陷入巨大动荡。1989年，四通创始人万总突然离开中国，四通集团的账户突然被冻结，所有开销，包括工资，一并冻结。

过去遇到困难，我总觉得只要投入更多精力或创意，总能找到办法。

可这一次，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团队的能力。

企业的外部环境、组织状态和未来方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那条看起来正在逐渐展开的路，突然变得风云莫测，不确定性极大。

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感受到，一个人的成长和事业，是和社会紧密相连的。

一个人可以有热爱、有能力，也可以十分努力，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仍然可能突然改变原来的道路。我第一次真正碰到这样的问题：不是怎样更努力，而是怎样分清哪些事情还可以努力，哪些已经超出个人能力，然后重新选择。

接下来怎么办？

继续留下来支撑，还是离开中国，到美国重新寻找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这个选择让我十分痛苦。

如果离开，我舍不得的并不只是一个职位。那间从空屋开始建起来的实验室，那个像第一个孩子一样的小盒子，刚刚成立的立通公司，还有那些一起工作的伙伴和逐步形成的团队，都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可是继续留下，又看不清未来，看不到希望。

1990年，我开始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准备GRE和美国留学的申请。

白天处理公司的事情，晚上准备考试和申请材料。这又是一段高强度的日子。

我刚刚在一个陌生领域里站住脚，开始学会做产品、做市场和经营公司。现在，却可能又要把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放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

终于，我获得一所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全额奖学金。

带不走的东西

出发前夜，看着窗外的北京，我毫无征兆地痛哭了一场。

从北大毕业以后，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了产品开发和创业。

空荡荡的办公室、刚买回来的仪器、示波器上的心电波形、医院里的试用、那本被我视若珍宝的全国医院名录、逐渐形成的团队，以及后来成立的立通公司，一幕幕从眼前经过。

我刚刚学会怎样把一个想法做成产品，也学会在技术成功以后继续面对市场：有时坚持，有时停下来，有时甚至要把原来做好的产品重新改一遍。

如今，却要把这一切放下，远走重洋，从零开始。

那一晚，我哭得很心痛。

第二天醒来，心情却格外阳光，昨晚的阴霾随着一场痛哭彻底消失了。

自己创立的公司可以放下，产品可以放下，已经建起来的市场和客户也带不走。

但过去几年中，有些东西已经长进了自己的生命里。

我知道怎样在一间空屋里创造条件，怎样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知道遇到困难时，可以自己学习、探究，也可以去寻找师长和伙伴的帮助；知道一个产品必须接受真实世界的检验，也知道在事情真正需要自己承担时，不能只挑自己熟悉和喜欢的那一部分。

这些能力和判断，没有办法装进行李箱，却会跟着我走。

直到那时，我才逐渐明白，一个人真正拥有的，并不只是外在的成果。

成果可能因为环境变化而失去，但那些已经长进生命里的能力、判断、关系经验和承担，不会一起消失。它们会成为下一次出发时真正带得走的东西。

1991年8月，我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虽然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但北大毕业后三年的创业经历，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学习并实践了怎样创造、怎样承担，也开始学习：当一条曾经投入全部生命热情的路突然中断时，怎样带着已经长进生命里的东西，再次出发。

五十多个学生带来的意外

——课一样，人不一样

如果课已经很好，为什么结果还会不一样？

2004年，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开始做教育。

此前十几年，我一直做IT和高科技。刚进入教育时，我很自然地沿用了过去做技术的思路：既然要做，就把老师请好，把课程做好，再用互联网把这些课程送到更多学生面前。

这个想法并不复杂，也很符合常识。老师够好，课程够好，学习又更方便，学生理应学得更好。

第一年，我们甚至真的看到了一个很让人兴奋的结果。

只是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那五十多个学生真正带给我的，并不是“这门课做对了”的信心，而是一个我过去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同样的老师，同样的课程，为什么换一批学生，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第一年，只有五十多个学生

优盟教育刚开始时，我们没有准备什么都自己做。有一位北大校友已经在上海做高考线下辅导多年，有招生团队和招生渠道；我们更熟悉在线教学技术。两边合作，看起来正好互补性很强。

最初的设想是，对方继续做自己擅长的线下高考辅导，他们计划招一千名线下学生，同时他们负责招在线教学的一千名学生，双方共同拥有在线业务的股份。真正到了招生季，事情却没能按计划走。

合作方自己的线下招生没有达到预期。线下业务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营业务，收费又高于线上。在自己的学生还没有招满的时候，先顾眼前的生存，是很自然的选择。

等我们真正意识到，原先最依赖的招生渠道已经靠不上时，暑假差不多过去了。高三招生时间很集中，到了八月底，很多家庭一年的辅导安排早已定下来。我们没有自己的招生团队，只好让原本做教学和服务的人临时学着招生。

忙到最后，加上合作方帮忙招来的三四个学生，第一年全年只有五十多个在线学生。

从经营上看，这当然是一次不小的弯路。可多年以后回头看，我反而感谢这段不顺。学生少，我们才有机会在高考以后深入回访，慢慢弄清楚这批参加在线学习的孩子及其家庭的情况。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

第一年课程准备得很认真。各学科请来的，是上海很优秀的一批特级教师；在线教学技术又是我们的长项。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这五十多个学生整体表现非常好。很多人进入了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一流大学，比例高得超过我们的预期。

第一反应当然是高兴。老师好，课程认真做，学生考得好，本来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但结果好到这个程度，我还是忍不住问：只是因为老师和课程吗？

为了鼓励优秀学生，我们设置了奖学金，也借这个机会回访学生和家长。聊得越多，我越觉得，答案恐怕不只在讲台这一边。

我们没有挑学生，却无意中经历了一次“筛选”

今天在网上听课已经很平常。2004年不是这样。

一个正在准备高考的学生，愿意把一部分重要学习放到网上，本身就需要一点主动性。一个家庭敢在高三这样关键的一年接受这种新方式，往往也比较开放，愿意给孩子一定的自主空间。

不少学生并不是家长替他报完名就算了。他们会先听一听，觉得老师讲得好、这种方式适合自己，才继续学下去。

当时我们当然谈不上“挑学生”。第一年招生那么困难，有人愿意来，我们已经很高兴。

多年以后回头看，我才意识到：恰恰因为在线教育在当时还很新，它无意中形成了一层筛选。最后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些愿意尝试新方式、能够比较主动安排学习的学生。

这件事让我第一次认真把目光从课程移到学习的人身上。

我们原本以为，只要把优质教育送到学生面前，教育就会发生。可真正坐到电脑前的那个孩子，并不是一张白纸。他带着自己的习惯、信心、精力、兴趣，也带着家庭给予他的空间，进入同一门课。

课一样，人不一样

过去做技术时，我习惯先看系统。产品效果不好，就继续改产品；系统出了问题，就去查系统设计。

刚做教育时，我也很容易这样想：学生学得不好，是不是老师还不够好？课程是不是还可以改？平台是不是还能更方便？

这些当然都重要。

但第一年那五十多个学生提醒我，教育有一点和产品很不一样：课程面对的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用户”，而是一个正在生活、正在变化的人。

同一个老师讲同一节课，有的学生听到一个问题，关掉电脑以后还会继续想；有的学生听过就过去了。有人遇到不会的地方，会自己找资料、问老师；也有人一碰到困难，很快就停下来。

老师没有变，课程也没有变。

变化的是坐在课程另一端的人。

后来我把这个发现记成一句很简单的话：

课一样，人不一样。

这句话今天看起来很普通。当时对我却很重要。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教育不能只研究“怎样教得更好”，还必须理解“一个人怎样才真正学得进去”。

图10-1 同样的课程，遇到不同状态的学习者，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学习过程

学生多起来以后，这个问题更明显了

第一年的经营虽然吃了亏，教学结果却给了我们信心，学生和家长的口碑也慢慢传开。

第二年，学生从五十多人增加到六百多人。高考结果又一次很好。我们继续做优秀学员奖励和回访，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招生能力。

到了第三年，学生一下子增长到约3.8万人。当时上海一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大约十万人，我们只做高三一个年级，学生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创业之初的想象。

人少的时候，许多差异容易被几个优秀学生遮住。人一多，问题开始慢慢露出来。

同样的老师，同样的课程，有些学生几乎全部学完，越学越主动；有些学生开始时也报了名、也听了课，后来却慢慢停下来。

这时，我又想起第一年那五十多个学生。

如果好老师、好课程已经有了，真正决定一个学生能不能持续学下去的，到底还有什么？

我开始看见“学习的人”

现在回头看，第一个阶段真正改变我的，是观察方向。

过去我总在问，教育还能提供什么：老师能不能更好，课程能不能更好，技术能不能让学习更方便。

后来我开始多问另一半：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状态？

他有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他对学习还有没有兴趣？他相信自己能够学会吗？碰到困难时，他会继续想，还是很快给自己下结论？

这些问题在当时还很零散。我那时当然还没有形成后来“生命力 × 智慧”的体系，也没有想到它们会成为我此后二十多年教育探索的一条主线。

但一个变化已经发生了。

我不再只盯着讲台。

我开始认真看坐在下面的那个人。

回到我们自己

这件事后来也不断提醒我自己。

当学习或者工作进入低谷时，我们很容易先找外部原因。老师不好，课程不适合，方法不对，环境太差。有时候确实如此。

但除了这些，也许还可以多问一句：此刻进入这件事的“我”，是什么状态？

我是真的有精力去学，还是已经很疲惫？我还相信自己能够变好吗？我是在主动学习，还是只是被任务往前推？

好的老师和课程很重要。

但再好的老师，也不能替一个学生产生好奇心；再好的课程，也不能替一个人面对困难。

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候，总有一段路，只能由学习者自己走。

这是我进入教育以后很早学到的一课。

而下一章真正要追问的，就是这段路为什么有人走得下去，有人却越来越走不动。

注释

[1] 本章关于2004年创办优盟教育、第一年约五十多名学生、第二年六百多人、第三年约3.8万人，以及第一批学生整体高考表现等内容，依据作者亲历和此前保存的项目材料。相关历史数字和比例属于作者对亲历材料的回顾性记录，后续如有新的资料，可在网站公开版中继续补充修订。

[2] “2004年在线高考辅导仍很新，因此可能形成一定自我筛选”是作者基于当年招生方式以及学生、家长回访所作的回顾性判断。它能够解释部分现象，但不能据此认定第一批学生的高考表现完全由自我筛选造成。

[3] 本章的核心判断“课一样，人不一样”，只是第二部分后续探索的起点。这里的“人”涉及主动性、信心、习惯、身心状态、家庭支持等多个因素，后续章节将逐步展开其中与生命力、心智和智慧有关的部分。